一、《顺河寨》性质与主题剖析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这一部伟大的著作里，曾经这样评价《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的小说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环境影响的加减乘除。这样的论断，我们可以拿过来作为平准一切作品的原则或者理论。也是基于这一论断，我认为，《顺河寨》是一本表现人类被裹挟的命运的精妙的微积分，甚至，我们可以具体地说，这本书表现了一个民族的命运的微积分。
《顺河寨》无疑首先是一种生活叙事，然而，我们还可以认定，它是一种历史叙事，一种民族叙事，是一部破解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能够抵达的可能的精微的微积分．
这部作品，我们可以首先尝试破解一下作家本人的愿景：
《顺河寨》是作家对故乡的回望。这是作家营造的纸上的故乡，于叙述中漫漶着一种浓郁的乡愁与乡情。这种乡愁与乡情借助于对顺河寨山川风物、文化掌故、风土人情、婚丧嫁娶等习俗的描写，借助于一个古老国家深层的传统文化对一方土地的影响的剖析，凝聚成作家自己在纸上的一个可以不断“逗顿”（作家本人非常喜欢使用的一个词）回望的永恒的故乡。
所以，《顺河寨》可以理解为，它首先是一曲悠长绵远的乡恋曲，是对那片土地上远逝了的先民的祭献与哀歌。
然而，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则发现，作家在建立纸上永恒的故乡时，不仅旨在展示一部风起云涌的地方发展史画卷，同时，这部作品也是借山川风物、饮食文化、中医文化、易经文化、民俗民谣的背景性描述，并将这些融进人的血液与灵魂之中并借以展现晚清以降的中原文化史和中原社会发展史。具体而言，则是展示了如书中描述秦彩凤的“逼良为娼，逼良为盗，脏污天地之大美，破坏万物之成理，把一个弱小女子推向急风暴雨的惊涛骇浪之中”（P）的中原民国史，是对造成那个年代“平平安安的年景，为什么要煽仇点恨”（P）的叩问，是对“穷富争斗，不过煮豆燃萁，骨肉相残，何如兄弟相爱，灼艾分痛”的追求，是对佟世俊以及上溯至佟明龙与佟明礼所形成的家族传承的道德立场、灵魂及内心坚定的公德与私德完美结合的人格力量的打造。
所以这部书，也同时是对什么是推动一个庞大的民族向前发展的真正的原因的演绎。
也因此，这部书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清醒的价值评判，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对乱世中坚守人伦与道德人格的赞美，并以树立道德生活中的榜样形象，形象地回答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推动民族前行的力量。
这本书，会时时对读者提出潜在的发问：一个民族何以生存，何以发展，其力量之源何在，什么才是一个民族得以发展的真正的营养。
我们这个民族并不是从蜜蜂与乳汁的地方开始的，也没有用彩虹与上帝有约那么富有诗意，虽然我们是一个诗的民族。所以，从这个层面上，《顺河寨》可以与刘醒龙《圣天门口》进行一次深层的对比。同是当代作品，且出版时间差不多同时而稍先后，且两部作品也都是一个地方某一个时代作为切入点。《圣天门口》借梅外婆及雪氏家族的道德人格展示了一种大爱与大善的力量，并认为这是一种维系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在展示这一点时，《圣天门口》恰恰时不时地暗示读者梅外婆的那种基督立场与宗教情怀。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的国度，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其实并不是依靠宗教的力量维系的。我们不反对一个作家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冷静而理智地思考、甄别与吸收，也其实可以使中西文化获得某种融合。然而，毕竟最是民族的才最是世界的。这一原则，在《顺河寨》这部书里再一次得到了验证。事实上，这可能也是《圣天门口》最终未能得到更多的中国读者认同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认为，《圣天门口》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在揭示中华民族何以生存与发展这一问题上，《顺河寨》给出了一个作家的回答，这部可以写成史诗性的作品，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里的东西，才是真正推动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所以，这部书，虽然写了战争，但终究是写人和的力量，借中国文化中如儒家典籍和道家文化中所包涵的深刻内容写大爱的力量；借风云变幻的历史，暗示历史前行的力量在于人的心灵深处。譬如，同样是写战争，防范白朗匪徒，但却插进姚彪报佟家大恩，同样是写经商，却插进吴门与秦彩凤、王秀琴等所谓匪与赤的爱情纠葛，同样是写红色风暴，但是，顺河寨首富佟世俊的自杀，却是别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以这一行为，保护了人性的尊严。写父子冲突这一带有文学母题性质的关系，吴元杰与吴青华由当初选择的不同，到最后吴青华认识到自己骨子里与父亲的同质以及吴元杰对中医局限性的怀疑，其实仍然是昭示同一个主题，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大同思想。
在借助于大传统来呈现这一主题时，作家也注意到以人物的命运来展示这一主题的厚重与悲天悯人的情怀。特别是对吴青华、王秀琴与秦彩凤三个最后死在一起的人物的命运展示上，个人命运的无法自我把控或人是一种被劫持的动物的命题，以一种悖论式的方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对秦彩凤的描写，在对她进行侧面刻划时，作者借吴氏父子的议论，来展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和一个生命个体之间的疏离与悲悯，吴元杰的一番话说得令人回肠荡气：
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论心地、论才气，彩凤于木落草枯中，心思如青天白日，都够得上贤者之数。怎奈官逼民反，盗国则侯，盗钩则诛，当今世事明如镜，小小女子哪有申冤处？穷巷追狗，巷穷而狗咬人，责任从不在人，公平何在？
这是一种疏离。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破”。但作家在书中以另一种方式将这个人物“立”了起来：关于秦彩凤这一人物的精神内涵，在蔡氏姐弟这里，就得到了再一次深化与升华。“处厚不居薄，处实不居华，有始有终”虽然是秦彩凤对蔡小姐的评价，但用在自己身上也不为过。而一直追求她的蔡氏弟弟，感叹于秦彩凤“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这样的人成为土匪，是当今中国的悲哀”。这一片断，与前一段中吴氏父子的议论形成了高度榫接。
这种时代的暗角与逆情悖理处，是当时的现实，秦彩凤这样的女性却被逼为草寇，然而，作家的温情抚摸，让她在两个男人的心中至高至大。。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程幽兰、佟世俊夫妇，人生悲剧收场，却呈现出一种宁静的外貌，令人所思甚深。
当然，还是回到书的结尾部分，这一部分所显示的，别具意味：吴青华在两个不同立场与不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女性那里，都成为她们的爱情偶象，这也是在表明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超越于阶级、阶层的东西存在着。所以这也让我们想起，同是曾文正公，但在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眼里，都是天地间得浩然正气的古今第一完人。
二、《顺河寨》之美
《顺河寨》在一个庞大的主题下展开，如果让我们那些从先锋文学获得营养的作家来写作，一定首先是来一番炫技表演，但是，无论如何表演，都将会露出文化苍白贫弱的破绽。而在这一部书里，深层次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这一文化的力量，作者显得那么从容、娴熟。
《顺河寨》首先表现出一种文化之美：文化色彩，大气凝重。书中那么多典故与随手拈来的圣人之言、做人格言、对联、民谣、人生哲学、当时的语言面貌，都无不显示了这本书具有着一种文化之大美。即如为杨嫂取名这一细切，主人既名为程幽兰，为其取名为程隐菊，也一样是一种汉语文化之美。
更重要的并不在于文化特质的呈现，而在于将文化与历史、情节与人物融为一体，而不是将文化外在于作品的有机体外，而且，让文化结合时人时事，进行了深层次的诠释。譬如吴青华对佟世俊的行事为人，对中国文化中的恕道进行深刻的理解与分析。而且像这样的深层分析，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结合情节本身进行的。显示了作家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深刻、圆熟，也显示了作家将文化小说与小说文化打通的努力。这一点，我在评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时，已经给予了充分的分析。
在董纯先生这里，并不是一味地对中国文化持全部的认同态度，而是对有些内涵持有批判立场。这显示出小说的文化之美的另一种面貌。
与此相关的是《顺河寨》的还原之美。这部小说，在还原历史现场方面，也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高度。当代大多数作家，在面对董纯先生时，立即在这方面显示出底气不足与根基性的先天不足。
《顺河寨》对军事文化的展现，如同自己就是一位将军，指挥若定，洞若观火。
对于这样的文化之美，我觉得是当代作家特别是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们所缺少的。老辈作家中，林希是非常注重文化特质追求的。但似乎林希以后，我们再没有了汪曾祺与冯骥才的传人。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作家们的缺憾。这样的期待，显然无法期待70后作家，80后、90后，就更无法指望了。
《顺河寨》的细腻之美：
从写作常识出发的优秀作品，是当代很多作家笔下所缺少的作品。当代很多作家，都不再愿意对笔下的人物进行精当的描写与细致的刻划了。但董纯笔下像佟明礼死前的心理描写，对年老的佟明龙精神世界的触摸，都非常深刻、细腻、到位。正是这些人物的深刻描写，使得作品本身有了向前推进的基础，也使得作品建立在一种可信、可感的文学价值底座上。
相关的是细节之美
写张西源夫人赵英莲：“里面连声答应，听不到脚步响。”这一细节，确实妙到毫巅，精妙无比，极为巧妙地交代了英莲的出身。
而这样的细节，在写吴仁义行医过程，则更是随处可见。这可以理解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深度，如果用脂砚斋评红楼梦中的话来说，若不是世家子或亲历者，是写不出来的。这就可见作者在对中医文化、民俗研究方面的用功程度。
《顺河寨》的悲剧之美：以主人公次第逝去收束，佟世俊自杀、最后三位有着爱情纠葛的年轻人同时死去，显示了悲剧的伦理力量与高度。当然，这种悲剧的力量还在于，顺河寨屡遭兵燹却生生不息的强大着发展着，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极好的展示。
董纯先生的姿态之美：
在《顺河寨》这部作品里，我们能看到董纯先生的写作姿态。当代作家已经很少有人能像董纯先生那样虚功实做了。很多作家也已经心浮气躁到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我们可以用书中的一些话来评价作家董纯先生：“处厚不居薄，处实不居华”，于一种宁静与大气中，显示出一种文化的厚重。
多元时代，选择文学，尊重内心的选择，矢志于文学，这是董纯前辈的文学姿态。当代作家，鲜有这样去写小说的了。更重要的是，对小说文化质地的考究与打造，当代很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们，已经失去了耐心，越来越显得粗糙不堪。另有一些作家，虽然着意于表现美好，但因缺少文化的厚度与文化思考，扁平式的作品结构与人物形象，也使作品苍白得近乎失去血肉之感。董纯先生在作品里，其实既显示了文化的功力，也显示了生活积累的厚重，即便如对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与茶文化方面的描写，其圆熟程度，也肯定是当代绝大多数作家所无法企及的了。董纯先生的姿态可为当代作家的榜样。
三、《顺河寨》的问题略说
《顺河寨》作为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确实提供了很多可供言说的空间与可能。但是，存在的问题，可能也是当代长篇小说存在的一些共性的问题，也仍然值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