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张爱玲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创作的英文小说《少帅》，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在“张爱玲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团圆》出版后，这部号称“最后未刊小说”的《少帅》，让不少人对其遗作数量发出疑问。事实上，对于遗作的处理，一向是个卡夫卡式的难题。
“最后未刊小说”《少帅》
所谓的“最后未刊小说”《少帅》，实际上并未写完。
这部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为蓝本的小说，被台湾著名专栏作家符立中称为张爱玲的“古都春梦”，“四小姐遇见了少帅，也从此开启了一段悱恻缠绵的恋情。在这乱世之中，没有什么事是可以保证的，只有他们彼此之间无悔的深情与承诺，是唯一的真实……”
为了能更真实地描述这段乱世情缘，张爱玲用了10年多时间来搜集资料，甚至在年，还曾专门赶赴台湾采访张学良，但并未成功。
这让写作充满了困难。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说，“张爱玲希望写成爱情小说，对她来说，写作方式是从细节入手，从下面建起来。她写前，会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比如《小团圆》的每一个细节，可能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可写《少帅》，她无法知道细节，很多事情不清楚，硬着头皮来写很困难。”
实际上，她也曾将半成品拿给丈夫赖雅和另一个朋友看，他们看了都喊“救命”，因为里面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如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等。可张爱玲无法修改，要写少帅张学良无法避免这些人物。
因此，《少帅》原计划十章，但写完七章后，张爱玲将其搁置，剧情也在年戛然而止。彼时，赵四小姐不但被张学良原配于凤至接受，并生下了张学良唯一的儿子。
这断笔之处看似圆满，“《少帅》读到最后看不出是没写完，故事结束于西安事变之前，我认为张爱玲不需要写下去。”但对于两人长达72年的相伴时间来说，不过是寸阴尺璧。
而这段时间由张爱玲诉之于笔端，也不过两万三千个英文单词——要知道，在这本由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少帅》一书中，即便是最后的一部分评论分析，也有四万七千字。
因此，面对这样一部篇幅少到连中篇小说都算不上的未完成作品，不少张迷的反应是，“我总觉得很矛盾，于我当然是想多看一点她的作品，仿佛能多晓得她一点，但是对于张来说，她对自己的作品十分苛刻，自己无法揣测她的心情，有种做贼心虚之感。”
学者止庵曾为此声援宋以朗，“《红楼梦》还没写完呢。我觉得，既然人家宋先生是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人家就有处理的权利。作为读者，如果你不想看，可以不买嘛，这是你的权利。但还是有不少读者期待看到张爱玲的更多作品。”
但显然，这并不能回答张迷们的疑问。就如“你究竟有多少个好妹妹”一样，对于众多张迷来说，从《同学少年都不贱》、《郁金香》、《小团圆》又延续到了《少帅》，宋以朗究竟有多少部“张爱玲最后一部遗作”，“是不是有靠张爱玲文学遗产出版发财的嫌疑?”也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张爱玲热”下的遗作纠纷
宋以朗被质疑已经由来已久。
年，张爱玲逝世于美国洛杉矶。在年2月14日拟订的遗嘱中，她写道：一旦弃世，所有财产将赠予宋淇、邝文美夫妇。
年，宋以朗委托台湾皇冠出版社以母亲邝文美的名义，开始对大陆出版张爱玲作品的出版社采取法律行动。
据传，他第一次去北京，在王府井书城看到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大书柜上，没有一本张爱玲的作品是由正式授权的出版社出版。“我有责任维护好张爱玲作品的完整性。假使有一天，后人看到张爱玲作品都不是那么完整和准确的，是我的失职。”
官司期间，22家出版社曾联名发公开信给大陆媒体，表示宁愿将版权费保留成立张爱玲基金会，也不愿付赔偿金给皇冠。他们找来张爱玲生前好友与专家背书，并质疑皇冠借打官司谋利。
直至今日，宋以朗对版权费的口径始终如一，“皇冠对张爱玲的作品出版享有全球永久版权，同时向我家支付15%的版税。到年，每月不到一万港币。年，电影《色戒》上映，情况有所改变，付了一些版权费。我本人今人今生不担心没钱，我的钱是花不光的，我挣的钱和张爱玲没关系。我姐夫的钱，比我多得多。”
但事实是，在《色戒》爆红后，“张爱玲热”再度升温。无论书、文、戏，凡沾“张爱玲”三字，身价全部跟着翻番。《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的简体中文版出版方北京新经典文化公司负责人岳卫华，形容张爱玲的版权乃是天价。
对于一边以“张爱玲最后一部遗作”为名不停出书，一边不停跳出来声称“不差钱”的宋以朗，大多数读者们觉得他“故作不屑”、“此地无银三百两”。
年2月，宋以朗违背张爱玲的遗愿，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小说甫一上市，就有读者对《小团圆》“拒买、拒读、拒评”。知名文化人周俊生认为：张爱玲之所以将自己包括作品版权在内的所有遗产给予宋淇，是出于对他的信任，但现在看来，这种信任已经受到了践踏。
宋以朗拍着桌子说，“出版她的作品，你可以不问情由指我存心图利，一路骂到世界末日，我实在没所谓，但我心中所想做的，以及我责无旁贷要做的，就是整理她留下的一切，让世人理解和欣赏她，而且永远记得她。”“年，张爱玲和我爸说，她的姑姑、弟弟在《小团圆》里的形象有点负面，可她不怕，还是要出版。张爱玲都不怕，我为什么要怕呢?”
但这终究抵不过台湾大学教授张小虹的嗤之以鼻：“张爱玲年过世时，在公寓里几天没人发现，当然也不会有人来得及问她《小团圆》改好了没?决定要出、不出还是仍在犹豫?更进一步想，若以写作者将心比心，就算张爱玲生前不完全放弃出版的念头，想她也不会愿意以修改中的未完成稿出版。”
作家身后的卡夫卡式难题
事实上，对于遗作的处理，一向是个卡夫卡式的难题。
这位生前默默无闻的奥地利业余作家，从年起撰写了大量的作品，但直至其去世，仅仅发表了极少数作品。他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洛德销毁他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并永不再版已发表的作品，但布洛德背叛了他的遗嘱，陆续出版了卡夫卡的小说随笔，后来还推动出版了卡夫卡的所有日记。
时间证明，卡夫卡的日记除了文献价值，还具有极高文学价值。如果没有马克斯的背叛，世界文学史上将短缺一个巨人的身影。
年，《洛丽塔》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弥留之际的病榻上创作了最后一部小说《劳拉的原型》，但他在辞世之前留下遗嘱要求销毁手稿，因为他“厌恶读者读到他脑海里的作品”，而不是写在纸上的作品。
纳博科夫的妻子直到去世都没有勇气履行丈夫的遗愿，于是难题就交到了儿子底米特维手上。在相当长时间内，底米特维决定做个孝子，他一度放出口风称“我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父亲，我不会为他的世界留下污点”，暗示打算遵照亡父临终前的叮嘱。
这着实让文学界惊出一身冷汗。文学评论家罗恩·罗森鲍姆这些年一直心神不宁地为“劳拉”四处奔走，还多次撰文呼吁底米特维手下留情，他去年甚至在《石板书》上发出一篇宏文，向底米特维发出“最后通牒”：“让我们做个了结吧，要不，你把秘密守一辈子，要不就把‘劳拉’公布于众。”
想要“自己的人生”的底米特维一度被激怒，但口水仗后，“劳拉”的命运峰回路转。年，作家的继承人、儿子底米特维做了长时间的内心斗争之后决定违背父愿出版《劳拉的原型》。
但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如此幸运，事实上，中国的众多作家面临着版权保护问题。
年，顾城去世六年后，作家出版社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出版了顾城夫妇的遗作《墓床——顾城谢烨海外文集》，顾城之子顾木耳请求法院判定被告停止侵权、公开致歉，赔偿损失20万元。
年，齐白石的子女、孙子、曾孙等9人为代表的近百名齐白石的后人，将全国涉及生产、出版齐白石作品的25家出版单位和商家告上法庭，要求其停止出版发行的侵权行为，用书面形式或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年，作家罗烽、白朗的文学遗物被“干女儿”私自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亲生子女白莹、傅英将金玉良和文学馆一同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捐赠行为无效，返还文物。
拉尔夫说，“当文学变成半是商品半是艺术的时候，就会繁荣鼎盛”。但显然，当鲁迅、胡适、齐白石、顾城等许多名家的著作被无数次粘贴拼凑之后盗用时，这不过是虚假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