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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李鸿章显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尤其是在同治、光绪两代，他的位置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无论病之誉之，都不能不面对他。多年来，官方历史叙事对李鸿章是贬多于褒，把清末几次外交败局的责任都推给他，甚至称他为汉奸、卖国贼，因为他在与列强打交道时，往往以妥协对强权。近年来，风向逆转，对李鸿章的评价水涨船高，大有成为“贤相”“伟人”的可能。这种变化的发生，首先是人们的历史观正在回归历史本身，不再限于*治的、*派的层面，观察事物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变，从重视观念、寻求真理、强调主观，转向重视史实、寻求真相、强调客观。于是各种“翻案”文章出现了，为李鸿章的妥协、卖国辩解。有些固然是有说服力的，有些则说服力不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史料支持，以至于偏离了原本的观念。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书写中无法摆脱的历史性宿命。
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长期形成的由官方垄断信息资源的传统，个人难以获得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和信息；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礼仪规范，使大量有价值的史传资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后来者只能望而兴叹。
《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的出版或许可以补足史料这方面的缺陷。书中收集了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李鸿章病逝前西方报刊关于他的大量新闻报道和特写，其中涉及他在洋务方面的种种表现、他对美国《排华法案》的强硬态度、签订《马关条约》时的兢兢业业、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前倨而后恭，特别是出访欧美时的情景……书中对这些都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并配有新闻图片，展现了瞬间记录下来的现场感。
新闻报道的特殊性恰恰要求客观叙述和现场描写，只写眼前见到的东西，没有见到的少写或不写，而且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较少地涉及历史和文化，谨慎地处理主观感受和评论，不受作者身份的影响，至于新闻述评则另当别论。因而，这批材料颇有史传材料的价值，特别是传统史料中涉及较少的李鸿章的内心活动、所思所想、情感表达，都由于西方记者敏锐的观察力而得以充分地展现和表达。
有些是本国文献记述中不肯、不屑、不忍、不能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