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碧梧（一？），扬州市仪征县人。他当时在扬州两淮高等小学读书，其文才曾得到李涵秋先生的赏识，然而家道中落，使他在弱冠之年就被迫辍学谋生。表兄毕倚虹当时是《时报》和《小说时报》的主笔，见其聪颖过人，又怜其过早失学，遂购买了一些英文侦探小说让其翻译。不久，张碧梧以他的聪颖和孜孜研求的刻苦精神，翻译成了《断指手印》、《海盗欤》、《电贼》等中、长篇小说，以“毕倚虹、张碧梧”之名，刊登在《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上。虽然文笔显得生涩，但他的刻苦精神和崭露的才华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也由此受到了毕倚虹等人的赞叹。在学长们的鼓励下，张碧梧开始尝试小说创作，不久就以短篇小说创作挤入了当时的作家群。在《礼拜六》年3月复刊时，张碧梧的名字已经作为“撰述者”列入了周瘦鹃所开列的《礼拜六》主要作者的名单之上了。以后，在毕倚虹的介绍下，他曾任无锡《商务日报》、《梁溪日报》的主笔。两报停刊后，他到浙江萧山任头蓬沙地事务分所主任。大约一年左右，他回到上海，协办《乐园日报》，并在《中外新报》做翻译，此时，他的名字已频频出现在各类刊物上了。张碧梧此时参加了法国作家玛利瑟·勒白朗（莫里斯·勒布朗）的《侠盗亚森罗苹》的翻译。他的翻译文笔此时大有改观，不久由文言转向白话，其文笔也备受人推崇，曾被人视为中国翻译文本的标准。张碧梧最早的文学创作是反战小说。年2月1日，在《小说画报》第12期上，张碧梧发表了短篇小说《劫后余生》。小说指出兵祸是人民痛苦的根源。张碧梧创作侦探小说起步则较晚。年12月20日，他在《半月》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双雄斗智记》，其叙言曰：英国柯南达利勋爵（按：柯南·道尔爵士）所著之福尔摩斯侦探案说部，不下数十种，案情之有奇，结构之缜密，观者莫不拍案叫绝，叹为仅有。吾友程子小青素工译述，近年未更著东方福尔摩斯侦探案，已成若干部，其有奇织密处，较之柯氏殊不多让，东西媲美，相得乃益彰焉。顾西方尚有所谓使盗亚森罗苹者，尝与福氏一再为化，各出奇能互不相下，诡谲胆摄矣。周子瘦鹃译有《福尔摩斯别传》犹而登，即记此事者，今者东方之福尔摩斯既久已产生，奚可无一东方亚森罗苹应时而出，以与之敌，而互具好身手哉，仆也不才，承周子之嘱，改成此《双雄斗智记》，为顾全吾书之意旨起见，不得不誉扬东方亚氏之能，而稍抑东方之福氏，程子得弗怒吾冒渎耶，吾书中之亚氏与福氏虽相视如仇，吾与程子固仍为良友，程子幸勿介介于怀，亦以仇敌视吾也，一笑。
既然东方已有福尔摩斯，为什么东方不能有罗苹；既然程小青已经塑造了东方福尔摩斯霍桑的形象，为什么张碧梧就不能塑造东方的罗苹形象呢？张碧梧试图做到出手不凡，独辟蹊径，充分显示出了他创作侦探小说的雄心。在小说中，作者设计了一位三星党党魁罗苹和霍桑斗法，这位自称为东方侠盗的党魁，不仅其高论不输于霍桑，其谋也不亚于霍桑。霍桑在罗苹面前屡屡失策，屡屡被擒，虽然最后擒获了罗苹，依靠的是极偶然的因素，而不是以往那般“一切算计在我胸中”的胸有成竹。在中国侦探小说之中，《双雄斗智记》在人物设计上的确有独特的风味，但这部侦探小说还算不得上乘之作，完全拘于亚桑罗苹斗法上，仅是些“招数”的描写，没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那样枝杈百出、扑朔迷离，相反，情节过于单纯，线索也过于明朗了。单纯和明朗实为侦探小说的大忌，反映出张碧梧创作侦探小说的稚嫩状态。整部小说的格调也太欧化了，小说把整个斗法建立在中国社会不可能有的现代机关的设制和破译上（如电子活动墙等），连人物的作案手段和生活习惯也都相当欧化（如身穿西装，嘴衔雪茄，手握电子激光枪的罗苹），这种欧化的色彩，使中国的读者开了眼界，自有一种魅力，但离现实生活相隔得实在太远了，实际上把小说之中的中国地名和中国人名改成外国地名和外国人名，说是一部外国侦探小说译作也是成立的。这种与西方侦探小说雷同化倾向，当然是立志创新的张碧梧所不满意的。不久，拿出了第二部侦探小说《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关于为什么要专门写家庭案件，张碧梧在《奁具中的毒针》中称：“现今这种浇薄的世风之中，家庭制度又正在新旧争斗的时候，家庭一方面繁森的种种奇异的案件自然很多很多咧。”在系列小说开始时，作者就努力地表现自己的风格：其一，他选择了最能表现出中国风俗，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作为创作背景，写自己最熟悉的创作题材；其二，他一改“福尔摩斯－华生”的侦探小说既定模式，只用一个侦探主角，而不配备助手；其三，不再写机关的巧设、打斗的紧张，而专写自套的设置、破计的巧妙，斗智重于武技；其四，他试图在中国名侦探霍桑、李飞、鲁平之后增添一个新的名字：宋悟奇。从《半月》开始，小说一直连载到《紫罗兰》、《红玫瑰》，此时凡杂志上的“侦探小说一栏，大都能见到张碧梧的名字，所著《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二十余篇。
开始时，张碧梧竭力保持住自己的特色，但是到了后来，有些力不从心了，倒不是中国家庭没有奇案，而是作者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的理论准备不够充分，作者的笔无法透过生活现象向人物心态的深度发展，反复的生活现象描写就显得冗赘和表面化。当小说刚刚在《半月》上出现时，作者写些仆人或小妾伤残或偷手饰，整个情节在家庭中展开，“家庭侦探”味比较浓。然而，案件总不能都是些小偷小摸，张碧梧不得不向侦探小说的老主题遗产问题发展．笔就不得不突破家庭伸向社会。到了此时，张碧梧的笔有些稳不住了，他只能对社会生活避而不写，仅写些破案过程，这就又回到了他的侦探小说过分单纯和明朗的老毛病上来了。在人物设置上，张碧梧把“华生”式的助手去掉，就写一个侦探主角，这在侦探小说之中确有独到之处，但是他没有处理好侦探主角过分“神化”的问题，侦探的结案推理就失去了对象，侦探在侦探过程之中的“得计”和“失策”失去了过渡，整部侦探小说的情节发展就减少了缓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开始时，张碧梧就叫宋悟奇的此友或彼友做宋悟奇破此案或彼案的临时助手。然而，宋悟奇总不能一天换一个朋友，也并非是只有朋友才去破案。到了写遗产问题时，张碧梧只能叫宋悟奇收了一个徒弟，叶张窥微。此时，宋悟奇大约才破了10个左右的家庭案，就又逐步地汇入了侦探小说的“流行色”了。张碧悟笔下的官方警探似乎太生了些。程小青笔下的官方警探也不聪明，但他们的思路常常代表着读者的某一种猜测，而张碧梧笔下的官方警探的思路却连一般的读者都不如。例如，在《歌残舞歇》之中，红坤角王艳冰死后的现场勘察中有这样一段分析：“这位枪弹是从她的右乳下方打进，从左边肩窝射出，再射进她左边的墙上，离地约摸五尺高的所在，射入约四五分深。悟奇再瞧这间卧室的内容，左右两方都是墙壁，并无窗户，只前面有两扇窗户，窗外便是弄堂，这时两扇窗户都关闭着，自在井已扯上，大约是因为淴浴的原故。”这种情况，一般人都能看出是自杀的可能性很大，而作者为了提高宋悟奇的形象，就叫一个官方警探出面，用一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理由硬要说明是他杀。其实，用一个蠢笨如猪的人作陪衬，私人侦探再精明其程度也不会太高。很显然，张碧梧把侦探小说中的那种“捧”“逗”的手段看得太简单了。
另外，在办案手段上似乎也并不高明。《箱中女尸》一案中，宋悟奇看见盛放女尸箱子上的货物标记和号码后，就顺着这条线一路追下去，虽然找了几个人，但还是最终还是很顺利的查出了案件的真相。箱子这个线索在侦探小说中一般只能作为辅助路线，或是设置成“死胡同”留给警方侦探追查，作品中却成了破案关键所在。读者看着侦探察访知情人也没有什么悬念可言，最后也就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张碧梧的侦探小说创作不是属于上乘的，但他的侦探小说理论读来倒颇有点味道。年，《侦探世界》创刊时，他是以理论家的面目出现在其上的，几乎每月上都有他写的一两篇理论短文。他说：“侦探小说的情节大概不外乎谋杀陷害和劫财等等，读者读了之后，试问发生甚么感想呢？恐怕不过只在脑中留下这个恶印象留了，这岂是小说的本旨，所以我以为在这种情节当中务必使他含蓄着劝善惩恶的意思才好。”“劝善惩恶”是通俗文学作家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张碧梧提出这样的要求，固然可以理解为他试图将外来的文学品种纳人他们的价值规范之中，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张碧梧的小说创作不仅追求可读性，也还是要求思想性的，是有一个创作“本旨”的。“要做良好的侦探小说，必须善用险笔。”“做侦探小说最忌的毛病是平铺直叙，必须奇峰突起，出于读者的意料之外，读者的兴趣才能浓厚。”这个“险”是案子险，是侦探过程险，更应该是读者的阅读效果险，案子发生平平常常，破案过程一帆风顺，阅读起来不痛不痒，小说又怎么能抓得住读者呢？“在刚动笔做的时候，必须把全篇的情节，大概拟个腹稿，然后一层层的做下去，才能前后贯通，有呼有应。因为前面所述，都是后面的根由，后面所述又都是结束前面的。倘胡乱的做起来，便难色有错误和矛盾的地方了，也是做侦探长篇的一种难处。”小说创作必须有一个基本思路和基本结构，这本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对于惯于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通俗作家来说，显然是较高的标准了。张碧梧从侦探小说创作之中悟到了这个道理，也可算是他的收获吧。“我国作者做侦探小说的程度实在幼稚得很，这是无庸讳言的，所以不妨把外国的侦探小说翻译尽量当做研究的一助。”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些外国作品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呢？张碧梧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外国的人名、地名酌量缩短或者只译起首的两三个音，使它们“仿佛是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这段话涉及到如何处理外国侦探小说的问题，可以看出张碧梧是肯定外国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又欲使外国侦探小说中国化的思维趋向。然而，他只想到人名、地名这些最表层的现象，没有能从中国读者的民族心理等更深层的层面上作出更深人的阐述。这种认识程度的表面化，自然会影响到他创作上难以在“中国化”上取得成功，反而会给自已的创作中出现“欧化”色彩留下了借外国侦探小说为一助的借口。以上这些理论探索自然是不够深刻的，它说明了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发展之途是很艰辛的。不过，它也表明了张碧梧的创作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是想努力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