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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袁世凯*府对“一战”的最初反应
□河北大学陈剑敏
9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由于交战双方同属于侵华阵营中的成员，在中国有各自的利益范围，这就使得中国无论如何注定要被扯进这场本与己无关的不义之战中。为了使中国尽可能少受牵连，当时的袁世凯*府在忙于镇压革命*人反抗，努力巩固自己专制统治的同时，也对“一战”做出了迅速反应。
94年7月28日，欧战爆发的消息传来，袁氏*府当即电令驻俄法英日奥意德各国公使，“奥赛失和，所驻国对此持何态度，有何举动，确切密探，随时电部”[]。袁氏*府深知，“全欧如果开战，则青岛颇为可虑”，所以连日召集海陆*参谋外交四部总长等*府要员商议对策，多数人主张中立。一些地方长官，驻外公使也敦请*府早定中立条款。此时，*府中也有个别人，如国会议员刘彦，担心日本乘机图谋中国，主张参战以遏日本，无奈多数人都不赞成。
8月初，英法德等国亦卷入战争，美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小国相继宣布中立。袁氏*府也于8月6日宣布中立，宣称：“……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争，决意严守中立”，并颁布局外中立二十四条款，规定各交战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内有交战行为，不得把中国海陆各处作为攻击敌人的根据地等等[2]。8月2日，各国宣言承认中国的中立。显然，如果交战双方真能尊重中国的中立，中立*策真能贯彻执行，袁氏*府的中立方案也不失为可取之举，也就不会有以后的参战问题发生，中国内*也不会因此倍受震荡。但是，中国早就丧失了独立自主权力，举国*治几乎无一事无一时不受列强的影响，她的中立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
尽管如此，袁氏*府还是为维护中立，防止战祸在中国领土发生，做了种种努力。早在8月5日，袁氏*府就曾请求美*府，要交战双方应允不在中国之领土领海及租借地作战。8月6日宣布中立后，又向美国建议，且于同日请日本*府与美国合作，由中、美、日三国联合提议限制战区勿及东亚。
但日本此时正想借机侵略中国，不理会中国*府的请求。驻北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且于8月0日奉令以此责问中国*府，有联美制日之嫌。美国此时也不想卷入战局，对中国上述请求，不予积极援助。
在中国宣布中立的第二天，即8月8日，“日本舰队已经声势浩大地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了”[3]。为了消除日本活动的目标，袁氏*府又拟议收回胶澳。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德国驻京使馆参赞在日攻青岛前，曾与中国外交部作非正式洽谈，愿意将胶州直接归还中国，但英、日两国对此均表示反对，警告中国不得接受德国使馆建议。中国只得暗中向美国*府驻京使馆参赞表示，希冀美国出面，与英德两国交涉，由德国将胶州交与美国转交中国，美*府不允。
8月5日，日本对德提出最后通牒，限其在8月23日前撤回在远东海上之*舰，并将胶州租借地交与日本接收。战事迫近，袁氏*府也曾有过参战的打算。袁世凯曾向英国公使朱尔典建议，由我国*府对德宣战，以独立或与英日协力攻取青岛，并密令“山东*事长官，作*事上种种准备。关于*队之布置、调遣均已计划就绪”[4]55。袁氏*府企图以此限制日本的行动，但此举又遭日本强烈反对，警告中国既守中立，自无参战的理由，中国陆*部队及海*兵舰，切勿轻近战区，以免误会[5]。袁世凯慑于日本的压力，只得作罢。
8月23日，日本借口德国没有在限期内答复，对德宣战。无计可施的袁氏*府只好束手待毙，眼睁睁看着中立被破坏。9月3日，日*在山东登陆，袁氏*府被迫声明，仿日俄战争之例，划定战区，“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地方，确实为各交战国*队必须行用至少之地点，本*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处仍悉照业经公布之中立条规施行”[6]49，企图实现局部中立。
但这一声明，并未能限制日本。日本根本不按中国划定区域行*作战，而是不断扩大战区。9月26日，日*无视中国的中立，占领了不在德国管辖范围之内的潍县火车站，并且在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中国提出的抗议不仅被驳回，而且还受到威胁。日本扬言，中国方面的任何抵抗，“都将被认为是援助日本的敌人，中国必须为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3]。日本随后又在所占地带实行宵禁，把那些地方当作被占领的土地。日本*事行动结束后，拒不撤兵，掠夺了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不承认中国取消战区的声明，进而又提出“二十一条”。
从日本进攻青岛的时候起，中国的中立已被破坏了，局部中立也是一场泡影，反倒使中国陷入被动局面。正如国会议员刘彦所评论的那样，中国“守卑屈愚昧，有名无实之局部中立，迭招德国不严守中立之抗议而不能答复，又照付德国之庚子赔款，而惹协约国之仇恨，以促成日本对付中国之*策，率招致‘二十一条’之要求，及欧战期间日本其他之一切侵害”[7]。当时，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也痛斥了这种所谓“中立”，李大钊就曾悲叹：“呜呼！中立国之中国。呜呼，中而不立之中立国，其将何以自立宇宙之中哉”[8]。
客观地说，从袁氏*府当时的处境和地位来看，为维护其专制统治，也只能采取上述*策。大战发生时，中国国内并不稳定。袁世凯虽然镇压了二次革命，扑灭了白朗起义，但其统治地位远未牢固。宗社*人蠢蠢欲动，民变兵变也时有发生，尤其是革命*人的剩余力量聚集日本，日谋倒袁，成了他的心头大患。因此，当欧洲战祸发生时，袁氏*府“不特打消借款之机会，且恐国中危机密发，故决意与外交团体磋商，防堵发生战祸，及规定中国为中立国之办法”[9]。
大战爆发后，革命*人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发动三次革命的良机，不断游说日本*府支持革命*。他们认为“我革命派最伤脑筋的是德意，其次是英俄，如今都大动干戈，无暇东顾，从而中国*府在经济上和帝制上都失去后盾……此次战乱对革命的中国和日本的将来都大为有利[0]。此时，日本也正想乘此“天赐良机”，扩张它在中国的利益，就利用手中握着的革命*这个*治筹码和袁讨价还价，一方面纵容一些在野人士积极参与并支持革命*人的活动，甚至派遣预备役、后备役*人参加*人的起事，对袁氏*府施加压力[0]；一面又向其表示：如中国在日英联*攻打青岛时严守中立，日英“愿相助平乱”，“取缔乱*”。用这种又打又拉的两面作法，迫袁屈服。而协议各国此时虽对日本的野心有所顾忌，无奈欧洲战争方亟需要日本合作，保护远东利益，对日的态度也不能不迁就。袁氏*府得不到其他列强的支持，对日本的胁迫一筹莫展，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只得一步步退让，终至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其所谓“中立”，不仅遭各方非议，也给中国带来无穷祸患。
袁氏*府之所以最终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除了自身原因，为维护其统治着想外，也与中国社会惯有的保守心理的作用有关。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推行“机会均等”*策，而中国的反动*府也赖此在列强侵略的夹缝中得以生存。大战爆发后，列强间的均势已经破坏，而部分国人仍一厢情愿想要维持这种“均势”。有人曾在《东方杂志》发言劝告：“吾侪所希望者，则战争之结果，于现状仍无甚改变，同盟诸国与协议诸国之对抗，依然存在，则在东亚方面，亦必维持现状，无敢发难。吾国近十年中外交状态，固赖列强均势之局，得以维持，无容讳饰。欧洲均势之破坏，其必非吾国之福，不等智者而知。故严正之中立，实为*府与国民共同之意思。”[2]甚至在97年，战局已很明朗，协约国胜利在望的时候，仍有人幻想维持均势以自存。章士钊就曾讲过：“凡为一事，万不可忘却己身本来之地位。吾国弱国也，原无力以自存，其至今日，尚得列于国家之林，皆得机会均等主义之赐。自今以往，吾国必以己力振其国势，固为吾人之所企图，然其所已食之赐，不得不求而更食之，亦无疑义。”[]46
这种依赖均势求自保的心理，在当时很有市场，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合作”侵略中国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统治者推行所谓“以夷制夷”策略的结果。它对部分中国人，影响极深，造就了他们维持现状，不思进取，自认积弱，苟且偷生的心态。在日本即将进攻青岛的时候，还有人在《申报》上载文说：“宁使人侵犯我中立，而我决不自破其中立。盖弱国之外交而已矣。弱则不使人有籍口之资，而我之被侵犯者，尚属有限。此其义，我*府我国民均当深悉之，勿以小不忍而受大害也”，对于外交应“忍受而避纠葛，虽有屈辱力当忍耐”[2]。对于日本侵犯中立，图谋国家，不思抵制，而是认为“中国今日当奈何，苟有强力来临者不抵抗不迎合可也。守我之中立，力不足听之可也。苟属美意，我感谢之，苟非美意，我亦忍受之，忍受之而至于极地，仍忍受之也，国破于忍受可也，破于协约不可也”[3]。类似的保守心理，在中国朝野人士中都有很大市场。所以，面对一战这一刷新外交的机会，多数人仍表现得很迟钝，很保守，不知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摆脱列强的牵制，加入国际社会的行列。
参考文献：
[]李毓澍.中日关系史料（上）[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东方杂志.第卷3号.
[3]骆惠敏.清末民初*情内幕（下）[M].知识出版社，.
[4]谭元凯.山东问题始末[M].商务印书馆，.
[5]*嘉谟.中国对欧洲的反应[A].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C]第期.
[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M].三联书店，.
[7]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M].太平洋印刷公司，92.
[8]李大钊文集[M].人民出版社，.[9]申报，94-7-3.
[0]俞新焞.孙中山在日本活动密录[M].南开大学出版社，.
[]章士钊.甲寅杂志存稿·甲寅日刊存稿[M].商务印书馆，.
[2]时评.申报，94-8-23.[3]时评.申报，94-8-26.
★作者简介：陈剑敏，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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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和摘自：《兰台世界》年第34期P86-87页。图片来源网上。○版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请与我们联系，立即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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