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的语言对我来说是无法解释的，除了去欣赏它，朗诵它，沉浸于其中，任何解释都很多余。
——许知远
加西亚·马尔克斯
本期单读音频，许知远将在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恬静而雄壮的乐声中朗读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总统先生，一路走好！》
单读音频Vol.54
流放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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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好，总统先生！》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空寂的公园里树叶已经变*，他坐在树下的木头长椅上，双手拄着手杖的银质圆柄，望着湖中灰扑扑的天鹅，心里想着死亡。他第一次到日内瓦来的时候，这片湖还是宁静而清澈的，有温驯的银鸥飞到跟前，在人们掌中啄食。傍晚六点，妓女们像幽灵般出现，打着丝绸阳伞，裙裾的褶边薄如蝉翼。而现在，目力所及之处唯一可能出现的女性就是荒芜码头上的卖花女。令人难以置信，时间不仅摧毁了他的生活，也让世界变得同样满目疮痍。
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曾经显赫如今却鲜有人知晓的人，他不过是其中之一。他穿着深蓝底色白条纹的外套、锦缎马甲，戴着退休法官式的硬礼帽，长着火枪手一样高傲的胡须，微微发蓝的浓密鬈发泛起浪漫的涟漪。他有一双竖琴家的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代表鳏居的戒指，还有一双欢快的眼睛。唯一泄露他真实健康状况的只有疲惫苍老的皮肤。但以七十三岁的年纪来说，他依旧堪称风度翩翩。然而，在那个早晨，他却感到所有的浮华都已烟消云散。那些拥有荣耀和权势的岁月已经无可挽回地远去了，生命中剩下的时光只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
两次世界大战过后，他又回到了日内瓦，为马提尼克[1]的医生们无法确诊的疼痛寻求确切的答案。原以为最多待上十五天，然而已经过了六个星期。日复一日都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检查和不确定的结果，而且还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医生们检查了他的肝脏、肾脏、胰腺，以及更不可能的前列腺，寻找疼痛的根源。直到那个令人不快的星期四，给他做过检查的众多医生中最寂寂无闻的一位约他早上九点在神经科诊室见面。
[1]拉丁美洲向风群岛中部法属岛屿。
这间诊室更像修士的小屋。医生个子不高，神情阴郁，因为拇指骨折，右手还打着石膏。当灯光熄灭，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脊骨的X光片。直到医生用指棍指给他看腰下两块椎骨的接合处，他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脊柱。
“您的疼痛就来自这里。”医生说。
但他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这种疼痛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有时候似乎在右侧肋骨，有时候又似乎在下腹，腹股沟那里经常会突然感到刺痛。医生停下来听他的申诉，指棍尖仍旧停在屏幕上。“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这么长时间难以确诊，”他说，“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在这里。”随后他指着太阳穴补充说：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总统先生，所有疼痛都在这里。”
在宣布诊断结果时，医生的态度让人如此紧张，以至于最后的治疗方案显得轻描淡写：总统先生必须接受一次有风险的手术。被问及风险究竟有多大时，这位老医生回答得含含糊糊。
“这个我们也无法断言。”他说。
直到不久以前，他说，这种手术失败致死的风险还相当大，而导致不同程度的瘫痪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两次战争带来的医学进步使这些担心都成了过去。
“您放心吧，”他最后说，“好好安排一下您的事情，然后通知我们。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您别忘了，宜早不宜迟。”
这样一个早晨不适宜消化这个不幸的消息，尤其是当天气也突然变了脸。那天他很早就从旅馆出来了，没有穿大衣，因为当时窗外阳光明媚。他迈着沉稳的步子，从医院所在的丽日大街来到幽会天堂英国公园。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在思考死亡。与此同时，秋天悄然而至。湖面上波涛汹涌，有如怒海，狂风惊走了银鸥，卷走了最后几片枯叶。总统先生站起来，没有买花，而是从公共花坛里折了一朵雏菊别在外套翻领上的扣眼里，却正好被那卖花女撞见。
“这些花不是上帝赐予的！先生，”她愤愤地喊道，“那是市*府种的花。”
他没有理会，径直大步流星而去，紧握着手杖的中间位置，不时转上几圈，有些轻佻，却不失风度。在白朗峰大桥，人们正手忙脚乱地降下被狂风卷成一团的联邦旗帜，永远顶着泡沫的优美的喷泉也提前关闭了。总统先生差点儿没认出码头上那家他常去的咖啡馆，因为绿色的遮篷收起来了，夏天时缀满鲜花的露台也已封闭。虽然是白天，大厅里也开着灯。弦乐四重奏乐队正在演奏莫扎特那首预兆般的曲子[1]。柜台上有一沓为顾客预留的报纸，他从里头取了一份，把帽子和手杖挂在衣钩上，戴上金框眼镜，选了一张最僻静的桌子坐下开始读报。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秋天来了。他从国际版读起，这个版面偶尔会有一些美洲的消息，接着从后往前浏览，直到服务员送来他每天喝的依云矿泉水。在医生们的强制下，他戒掉喝咖啡的习惯已有三十多年了。但是他也曾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确信自己行将就木，就重新开始喝咖啡。”也许现在是时候了。
[1]指莫扎特临终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安*曲》。
“再给我一杯咖啡。”他用纯正的法语说。随即补充道：“要意式咖啡，能让人起死回生的那种。”并没有意识到话里的双关含义。
他没有加糖，慢慢地小口喝完，然后把杯子倒扣在杯托上。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次用咖啡渣来预测自己的命运。这久违的味道暂时将他从胡思乱想中解救出来。过了片刻，仿佛出于精准的直觉，他感到有双眼睛正盯着自己。于是他假装不经意地翻动报纸，从眼镜上方看过去。那是一个面色苍白、胡子拉碴的男人，戴着一顶运动便帽，身上穿着一件翻毛外套。那人匆忙移开视线，避免与他目光相遇。
这张脸有些眼熟。在医院的大厅里曾打过几个照面，某一天看天鹅的时候也见过他骑着小摩托经过湖边大道，但确实并不觉得认识。但也不排除这是他流亡生涯中诸多幻想中的迫害之一。
他不紧不慢地看完报纸，一边沉浸在勃拉姆斯大提琴曲磅礴的旋律中，直到疼痛的感觉变得如此强烈，只靠音乐的抚慰已无法压制。于是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拴着链子的金表看了看，就着最后一口水服下两片午间的止痛片。在摘下眼镜之前，他拿起咖啡杯查看自己的命运，结果让他打了个寒战：未知。最后他付了账，留下微薄的小费，从衣钩上摘下手杖和帽子，来到街上，没有再看那个窥视他的人。花坛被狂风搅得一片狼藉，他沿花坛边走着，步履轻快，似乎已经对命运的预示释怀。但突然他感觉到了身后的脚步声，于是在拐角处停下，转过身去。为了不撞上他，跟踪的男人不得不来了个急刹车，在距离他的双眼不到两拃的地方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总统先生。”男人嗫嚅道。
“告诉那些花钱雇你的人，别做梦了，”总统依旧微笑着，嗓音充满魅力，“我的身体毫无问题。”
“这件事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男人说，迎面而来的高贵感压迫着他，“医院工作。”
他说话的口音、节奏，甚至他的羞涩，都属于地道的加勒比人。
“别告诉我您是医生。”总统说。
“我多么希望我是，先生。”男人说，“我是救护车司机。”
“抱歉。”总统确信自己弄错了，“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没有您的工作辛苦，先生。”
总统毫不掩饰地打量着他，双手拄在手杖上，饶有兴致地问：
“您是哪里人？”
“加勒比人。”
“这点我看出来了，”总统说，“但是哪个国家的？”
“跟您一样，先生。”这人说着向他伸出手来，“我叫荷马·雷伊。”
总统惊讶地打断了他，没有放开他的手。
“是吗？”他惊叹道，“多有意思的名字！”
荷马放松下来。
“这不算什么，”他说，“我的全名是荷马·雷伊·德拉卡萨[1]。”
一阵凛冽的寒风突然袭来，站在街心的两人毫无防备。总统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他意识到，在没有穿大衣的情况下，自己不可能步行两个街区到常去的那家穷人的小餐馆吃午饭。
[1]“荷马”为古希腊著名诗人，“雷伊”（Ry）意为“国王”，“卡萨”（Casa）意为“家”。
“您吃过午饭了吗？”他问荷马。
“我从来不吃午饭，”荷马说，“我每天就吃一顿饭，晚上回家吃。”
“今天破个例吧，”他施展出浑身的魅力，“我邀请您共进午餐。”
他挽起荷马的胳膊，把他带到马路对面的餐厅。帆布遮篷上烫着金色的店名：皇冠牛排。店内狭窄而热闹，似乎没有空位了。荷马·雷伊很惊讶居然没人认出总统，于是跑到大厅最里面寻求帮助。
“他是现任总统？”餐厅老板问。
“不，”荷马说，“被推翻的。”
老板报以会心的微笑。
“对于这样的客人，”他说，“我特意准备了一张桌子。”
他们被带到大厅最里面一个僻静的角落，在那儿可以轻松自在地交谈。
总统向餐厅老板表示感谢。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承认流亡者的尊严。”他说。
这家餐厅的特色是炭烤牛排。总统和他的客人环视周围，看到别的桌上摆着大块的烤牛排，边缘还带着柔软的脂肪。“这牛排看上去妙不可言，”总统喃喃地说，“但我不能吃。”他用顽皮的眼神盯着荷马，改变了语调。
“事实上，我什么都不能吃。”
“您也不能喝咖啡，”荷马说，“但您却喝了。”
“您注意到了？”总统说，“今天不过是特殊日子的特殊待遇。”
这一天的特殊待遇并不限于咖啡。他点了炭烤牛排，外加一份新鲜的豆角沙拉，除橄榄油外没有任何调味品。他的客人点了同样的东西，另外要了半瓶葡萄酒。
在等着上菜的时候，荷马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没装钱而装了很多纸的皮夹，给总统看一张褪色的照片。总统认出了自己：穿着长袖衬衫，比现在瘦一些，头发和胡子都是浓黑色，站在一群闹哄哄的年轻人中间，他们每个人都踮起脚尖想突出自己。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地方，认出了那场不堪回首的竞选的标语，也记起了那段徒劳无功的日子。“太可怕了，”他喃喃道，“我常说，一个人在照片上比在现实中老得更快。”然后他做了一个往事已矣的手势，把照片还给了荷马。
“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那是好多年前，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的斗鸡场上。”
“那是我的家乡。”荷马说，然后指着人群中的自己，“这个是我。”
总统认出了他。
“还是个小孩子！”
“差不多。”荷马说，“在整个南部竞选过程中我一直跟您在一起，我是大学生助选团的头儿。”
总统以为接下来会听到责备的话。
“而我显然当时甚至没注意到您。”他说。
“正相反，您对我们非常友善。”荷马说，“但是我们人太多了，您不可能记得我。”
“后来呢？”
“后来的事，还有谁比您更清楚？”荷马说，“*事*变后，我们能在这里相逢，一起等着吃下半头公牛，这是一个奇迹。有这份运气的人不多。”
这时菜上来了。总统把餐巾系在脖子上，像小孩儿的围嘴。他并非没有感觉到客人未说出口的惊讶，解释道：“如果我不这么做，每顿饭都得牺牲一条领带。”在开吃之前，他先尝了尝肉的老嫩，露出满意的表情，回到谈话的主题。
“我不明白的是，”他说，“为什么您之前没有走上前来跟我相认，而是选择像警犬一样跟踪我。”
荷马告诉他，第一次看见他从医院的时候就认出他了。那时正值盛夏，他穿着一套白色安的列斯亚麻西服，黑白相间的皮鞋，衣领上别着一朵雏菊，一头优雅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荷马打听到，总统孤身一人待在日内瓦，无人帮扶，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对这个城市的记忆，他就是在这里拿到了法学学位。根据他的要求，医院的管理人员承诺对他的信息严格保密。当天晚上，荷马就跟妻子商量好，要和总统取得联系。然而，他跟踪了五个星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这次如果不是被撞个正着，他可能还是不会上前问候。
“我很高兴您这么做了。”总统说，“虽然事实上，我完全不介意一个人待着。”
“这不公平。”
“为什么？”总统真诚地问，“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使自己被遗忘了。”
“我们对您的怀念要比您想象的深刻得多。”荷马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真高兴看到您像现在这样，健康而年轻。”
“然而一切都预示我将不久于人世。”总统平静地说。
“您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高。”荷马说。
总统惊讶得跳了起来，但仍未失去风度。
“啊！真见*！”他惊呼，“难道在美丽的瑞士，医疗信息的保密制度已经被废除了吗？”
“医院，对于救护车司机来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荷马说。
“这个消息我是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前，从唯一应该知道的人那里听说的。”
“不管怎样，您都不会白白死去。”荷马说，“会有人将您奉为高贵的楷模，给予您应有的位置。”
总统装出一副滑稽的吃惊模样。
“谢谢您的提醒。”他说。
他进餐跟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不紧不慢，干净利落。他一边吃，一边看着荷马的眼睛，荷马觉得他能看穿自己的心思。在充满怀旧和回忆的长时间交谈之后，总统脸上露出调皮的坏笑。
“之前我已经决定不去操心自己的遗体，”他说，“但现在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些像侦探小说里那样的预防措施，以防别人找到。”
“做什么都没用，”荷马开玩笑说，“在医院里，没有什么秘密能维持一小时以上。”
喝完咖啡，总统查看了杯子下面，再次打了个寒战：一模一样的信息。
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用现金付了账。付账前确认了好几遍账单，又过分仔细地清点了好几遍手里的现金，最后留下的小费只够换来服务员一句嘟囔。
“非常高兴认识您。”他向荷马告别，“我现在还没有确定手术日期，甚至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手术。但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还会再见的。”
“为什么不在手术之前？”荷马说，“我老婆拉萨拉为有钱人做饭。鲜虾饭没有人能做得比她更好，我们非常希望能找个晚上邀请您来家里做客。”
“我被禁止吃海鲜，不过我很乐意品尝。”他说，“您来定时间吧。”
“周四我休息。”荷马说。
“很好。”总统说，“那周四晚上七点我去您家。真的很高兴。”
“我来接您吧。”荷马说，“大马士旅馆，工业路十四号。在火车站后面。对吗？”
“没错，”总统站起身来，显得比以往更有魅力，“看起来，您应该连我的鞋码都摸清了。”
“当然了，先生。”荷马被逗乐了，“四十一码。”
-未完待续-
本文出自《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经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罗秀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特别鸣谢：新经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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