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专业看白癜风医院作者简介：宋剑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佛光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王瑶学术基金奖”专家评选委员会成员。
原文发表于《南方文坛》年第2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无疑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从“延安”到“东北”，他一直都以坚守“鲁迅精神”为己任，用“新英雄主义”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故有学者便这样认为：“这是萧*的幸运，却也是他不幸的根源。”①因为幼稚而狂妄的萧*，试图争夺文化领域里的“话语权”；所以他的悲剧，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治悲剧②。学界对于萧*采取了一边倒的同情态度，理由无非是他在*治面前不肯屈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形象；“弱者”敢于向“强者”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这种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大无畏精神，毫无疑问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的。但我个人却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
伴随着二十卷本《萧*全集》的出版问世，我们对于萧*的思想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那三本百余万言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上的真实的萧*：自视甚高且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又狂妄自大，除了崇拜已故的鲁迅之外，他几乎就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当然代表。所以，萧*后来的人生悲剧，并不是什么特定时代的*治悲剧，而是由他人格缺陷所造成的个人悲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一、萧*的“自负”与“自我”
萧*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为什么会随心所欲、傲慢自大？表面观之好像是因为《八月的乡村》，以及鲁迅为其所写的那篇“序言”；但实际上却是“在鲁迅去世之后，他自然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遗产和‘鲁迅大弟子’所带来的声誉和地位”③。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
从作家素养的角度来看，只读到高等小学七年级，“就被开除了”的萧*，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先天条件，的确并不是很好④。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沈从文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并不影响他享誉中国现代文坛，且成为一位文学大师；然而沈从文的文学天赋，则要比萧*高得多，甚至连丁玲和叶紫等人的文学天赋和成就，也“都在萧*之上”⑤。仅以《八月的乡村》和《第三代》而言，既缺乏吸人眼球的故事情节，又缺乏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年以前，萧*“对于所谓‘新文学’是不发生兴趣的”⑥。后来他才从书店里买了两本新文学作品，一本是新月派诗人于赓虞的诗集《晨曦之前》，另一本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不过“内容是什么还不能全面理解”⑦。我个人所感兴趣的一点则是，萧*既对新文学“不发生兴趣”，又从未参加过“抗联”组织，他为什么会去写《八月的乡村》呢？据有学者考证，《八月的乡村》的创作题材，是萧*从傅天飞那里“听”来的。傅天飞是共产*员和抗联战士，年夏季他找到舒群，详细讲述了“磐石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舒群向萧*、萧红转述了这一故事，萧*听后非常激动。当时的萧*，正处于文学创作的起步期，他渴望能够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创作起点。故他恳求舒群把傅天飞请来，再次把“磐石游击队”的故事听了一遍，然后便“根据傅天飞的‘腹稿’，开始写作《八月的乡村》”⑧。
年上半年，《八月的乡村》便完成了初稿，但是这部作品能否被文坛所认同，萧*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把握。于是年11月，萧*便带着《八月的乡村》来到上海，希望能够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鲁迅拿到《八月的乡村》以后，断断续续地看了4个月，直到年3月25日，他才致信萧*说：“《八月》在下月五日以前，准可看完，只能随手改几个误字，大段的删改，却不能了，因为要下手，必须看两遍，而我实在没有了这功夫。序文当于看完后写一点。”⑨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得知，鲁迅对于《八月的乡村》，在艺术技巧方面并不大满意，却又没有时间去帮他“删改”。虽然他在4月2日的信中告诉萧*，“《八月》已看过，序已作好”⑩，但仍旧认为《八月的乡村》，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是狗的心思之类，怎么能知道呢”11。尽管有鲁迅的作序与推荐，然而《八月的乡村》仍无出版社愿意出版发行，所以萧*只能自己出钱去印刷和售卖。鲁迅对此爱莫能助，他说“《八月的乡村》印出后，内山书店是不能寄售的，因为否则他要吃苦”12。萧*自己对于《八月的乡村》的版本，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从年到年，“我自己经手印过七版”13；二是在这两年时间里，“这书已经再版到第五版”共发行了八千册14。我个人于这个“数字”深表怀疑，就连日本人开办的“内山书店”都不能出售，难道这八千册书是由萧*自己摆摊卖掉的？况且萧*连《八月的乡村》的版本次数都记不清楚，那么“八千册”说也未必就真实可靠。
《八月的乡村》问世以后，社会上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鲁迅在《八月的乡村·序》中，首先从思想内容方面，将其定位是一本“好书”，因为“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其次在艺术技巧方面，他也含蓄地指出《八月的乡村》“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欣赏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八月的乡村》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序言结尾处所说的那句评语，即“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15
毫无疑问，鲁迅是从爱护与提携一个青年作家的角度出发，充分肯定萧*不仅写出了黑土地上人民的苦难遭遇，同时也生动地表现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故称这是一项令人敬佩的“庄严的工作”。由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崇高地位，那么他这篇短短的序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八月的乡村》的总体评价。比如左翼评论家乔木当时就认为：“《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必需的代价，认识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16但批评的意见也不绝于耳，比如年初《大公报》文学评奖时，朱自清就曾对提名作品《八月的乡村》不屑一顾，他说“读完《八月的乡村》，无甚新鲜材料”，且不赞同其入围17。而“狄克”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评论文章，更是在文坛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狄克”认为：“《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18
孤立地去看“狄克”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一篇十分正常的文学批评，它主张文学创作应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论的核心观点。不幸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使“狄克”成为众矢之的：其一，是鲁迅迅速地做出了反击，他认为“狄克”不仅是在全面“抹杀《八月的乡村》”，并“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19。从文章的用词来看，鲁迅与“狄克”似乎结怨很深，显然是把他视为周扬一伙来加以嘲讽的；其二，是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都把“狄克”视为是“张春桥”，而《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就是他早期思想反动的一个铁证。其实，“狄克”的笔名始见于年，而张春桥却出生于年；如果他就是“狄克”的话，岂不是从十三岁就已经活跃在上海文坛了吗？20就算“狄克”是“张春桥”，《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也并非是“抹杀《八月的乡村》”，既承认“他是一首史诗”又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总体而言仍不失其客观公正性。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之前，张春桥还以“水晶”为笔名，专门写过一篇《八月的乡村》，文章开头竟然用的是鲁迅“序言”中的结束语：“《八月的乡村》告诉我们的有些人在过着荒淫与无耻的糜烂生活，另一方面却正在做着庄严的工作。”21
由此可见，“水晶”对于《八月的乡村》的基本看法，显然也是受到了鲁迅“序言”的深刻影响，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治上的险恶用心。《八月的乡村》在艺术上的缺陷，不仅为学界人所共知，萧*本人也心知肚明。比如，他在“日记”中记载，欧阳山在延安就曾对萧*说，《八月的乡村》只是他文学创作的很好开始，“他一般感到我写人物的性格不突出”，而萧*则心悦诚服地承认，“他对于艺术是老实的”。就连萧*的妻子王德芬，也觉得《八月的乡村》“作为艺术品来看，觉得零碎”22。我个人十分赞同一位外国学者的看法：“《八月的乡村》里讲述着一支游击队的流浪，行动被书写时既没有可见的开始，也没有胜利或败北的结局。——萧*使用的基本叙述手段是破碎的、矛盾的形象展示，这弥漫于小说的整体氛围中。”因此，故事情节缺乏完整的逻辑性。23
《八月的乡村》之争，既增强了萧*从事文学创作的坚定信念，又造就了一个现代文坛的神话人物。原因非常简单，萧*对于自己的文学才能，一直都缺乏自信和底气。就拿《八月的乡村》来说吧，故事题材不是他自己的，成书后又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虽然有文坛巨匠鲁迅为之写序，他仍不敢确信读者会持何种态度。然而，鲁迅对于“狄克”的反击和驳斥，使萧*立刻便悟到了这样一个道理：鲁迅既是在为《八月的乡村》说话，又是在维护自己的文坛尊严，这就使得鲁迅和萧*之间，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盟关系。所以，我对萧*同张春桥、马吉蜂的“打架”事件，也就有了与众不同的全新理解。萧*曾说张春桥、马吉蜂“在他们的小报上污蔑鲁迅先生，讽刺我。我找到了他们的地址，约他们夜间在徐家汇相见，打了一架，我把马吉蜂揍了一通，他们就不再骂我了”24。萧*这段话，同样是明里在维护鲁迅的尊严，暗里却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他把新仇旧恨一块发泄，无疑就是在向社会宣誓：骂鲁迅就是骂萧*，而骂萧*也就是骂鲁迅。从此以后，萧*便自觉地把自己，同鲁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萧*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当然知道由于自己“讲故事”的能力不足，使《八月的乡村》因缺乏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很难成为一部优秀的经典作品。但他又不能去承认这种缺陷的客观存在，否则既对不起鲁迅扶持他的一片热心，同时也无法在名家荟萃的文坛立足；所以，他对《八月的乡村》这部“好书”的先天缺陷，做了这样一种自圆其说的变通解释：一篇作品的好坏，首先并不在它艺术层面上的“故事性”，而是在于它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还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这样密切地和现实配合像冲锋号那般的关系——’我评价着《八月的乡村》。——仅是这一点已不是任何人所能有的了”25。从这一认知角度出发，他不再怀疑自己的文学天赋，也不再听取任何人的批评意见，而是坚持认为“我走的文学的路是正确的，《八月的乡村》也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意义伟大的东西”26。撇开艺术上的评判标准，去突出《八月的乡村》的时代价值，无疑令萧*从内心忐忑的“自卑”，走向了盲目乐观的“自负”。比如他说“我自己估量自己：无论在生活经验上，文化艺术修养上，文学禀赋才能上，写作经验上，所得的成绩上，身体条件上——当然比起中国同时代的‘作家’们那全是要优越”27。
因此他坚信“《八月的乡村》给中国文坛和时代开了一个新起点”，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中国文坛的艺术水准，从而“使鲁迅先生见得后继者的欢喜”。他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向世人宣称，是“《八月的乡村》引激了‘七七’抗战”28。萧*思想的这种转变，既是他狂妄心态的真实表现，同时也是他无法克服的悲剧祸根；我说萧*的悲剧，主要还是一种人格悲剧，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二、萧*的“傲慢”与“狂妄”
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这对于初登文坛的萧*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上的巨大打击。因为他刚刚得到了鲁迅的提携和帮助，文学创作上还不够成熟，一旦失去了鲁迅这个“保护伞”，今后也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决定他在文坛上的生存地位了。然而，萧*自己也十分清楚，仅凭一部艺术上不完美的《八月的乡村》，很难使他在文坛上长久立足。虽然他还写过其他一些作品，诸如《羊》《江上》等中短篇小说，可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反响。尤其是他准备超越《八月的乡村》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前三部），仍未改变《八月的乡村》所存在的老毛病：情节松散没有一条清晰的故事主线，角色众多却又缺乏一个掌控全局的灵*人物，就连萧*本人也觉得，这部作品“自己读起来，依然是不愉快，将来时间如许可，还预备把它重写一番”29。可惜的是，自从“七七事变”以后，萧*几乎再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尽管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向众人发誓，“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30然而，即便是他最不满意的那部《第三代》，也是一直拖到年才最终收尾。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萧*的创作生涯是十分短暂的，《八月的乡村》既是他文学的起点和高峰，同时也是他创作的终结和句号（年以后所写的小说《五月的矿山》和话剧《幸福之家》，无疑都是失败之作）。
没有优秀的作品作为支撑，使萧*的文坛地位显得格外尴尬，他不仅对社会的冷眼耿耿于怀，同时更是因失落而变得异常敏感。比如，年萧*在延安时，偶然看到了两本由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茅盾对张天翼、丁玲、骆宾基、姚雪垠、许杰、欧阳山、沙汀、陈白尘、刘白羽等人的文学创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却只字不提他和《八月的乡村》。这种打击对于以“著名作家”自居的萧*而言，不啻为是一种令他难以接受的奇耻大辱。故他认为这是文坛对于鲁迅的一种背叛，“从无论哪方面看，他们是全要企图抹杀我在中国文学的路程上的功绩！”于是他在暗地里发誓，无论人们怎样去看待自己，他都要像成吉思汗或拿破仑那样，“以笔征服这世界！至少是中国”。并且公开申明自己的使命，是“要使世界各国受到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进而争取“在十年之内，我要使中国的文艺在世界上奠定他的光辉地位。”31从《日记》中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萧*不仅变得“狂妄”，而且还有点丧失了理智，结果不但使他与众人结怨，同时也使他离文坛越来越远。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萧*变得那么“狂”呢？
其实答案就在他的《日记》里。由于他没有作品作为支撑，而又想在文坛上生存下去，所以就必须去寻找另外一种“保护色”，以便向社会证明他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而这种“保护色”，就是“鲁迅大弟子”以及“鲁迅精神”的“传承者”。萧*竭力将其他人从鲁迅的思想体系中排除掉，使自己成为“鲁迅精神”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比如他说“和鲁迅先生接近的人，还只有我还在这样健在着，战斗着——其余的大部飘萧了”。“我的先生他是伟大的，我无可能企及的。但是在他的精神和事业，只有我能发扬和继承他。”32正是鉴于这种盲目而强烈地自信，他才会不顾一切地声言：“我是新生力量底代表，中国鲁迅这转轴人底承继者，从对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讲，没有作家能够和我相比的。”33尽管我对萧*的“狂傲”，早已有过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他把自己视为是鲁迅精神的唯一“承继者”时，还是令我瞠目结舌、大跌眼镜。萧*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高傲’或‘骄傲’成了我的一生的‘定刑’！——至于我呢，还是背起我这‘定刑’的十字架，走下去罢”34。问题是继续“走下去”的最终结果，使萧*自不量力地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文坛“巨人”，并且还试图在中国现代革命中获取自己“应该得到”的一席地位。比如，他说在现代中国，他只佩服毛泽东、朱德、鲁迅这三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是*治家，他“正在指导着他们整千整万的忠诚的*徒而战斗！”朱德是*事家，他“正在率领着他们整千整万英勇的武士而战斗！”而“只有我们——革命文化大队——的主将，却已经离开了我们整整五年！”35那么文化方面缺失了的领*人物，到底应该由谁来替补呢？萧*嘴上虽然没说，但是他已经把自己摆在了鲁迅“承继者”的位置上，所以文化界新的领*人物，理所当然非他莫属。萧*骨子里这种强烈的领袖欲，既导致了他同现代文坛的彻底决裂，又导致了他同共产*人的矛盾加深，这就注定了他人格悲剧的不可避免性。
首先，是萧*自绝于文坛，而不是文坛遗忘了萧*。由于他是站在鲁迅的高度去俯视文坛，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他蔑视。比如，萧*并不了解郭沫若，却因鲁、郭之间有过文字冲突，故他就瞧不起郭沫若其人；只要看到郭所写的文章，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研究，他都会给予一通讽刺与挖苦。他说郭沫若“浅白庸俗”，做人很“不老实”36。看了郭沫若的剧本《屈原》，觉得“这位‘自伤薄命’的新士大夫我是越来越为他肉麻”，并表示对《屈原》中“浅薄和无聊的一些自白实在不能容忍”37。特别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泽东不仅评价极高，还将其列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38，可萧*则认为该文酸气十足，“只是把一段段历史抄来解释一番，而且见解也平庸烦琐，主题不鲜明，缺乏深度”39。对于茅盾和曹禺，萧*同样表示出了一种不屑与其为伍的傲慢姿态，他认为茅盾的创作“缺乏一个诗人的灵*和情感”40，说《子夜》不是一部好作品，因为“茅盾他是内力不足的，但却想要形成一种大气魄的成功或破灭”，读起来令人感到索然无味41。萧*还说曹禺也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其话剧《雷雨》和《日出》等，“思想是朦胧的”，艺术技巧是“摹仿的，非民族的”，总而言之都是些“没有文学价值的剧本”42。并以不同曹禺等人在《大公报》同台领奖，而感到光荣与自豪43。萧*连郭沫若、茅盾、曹禺这些文学大师级人物都看不上眼，其他那些正在脱颖而出的新文学作家就更不用说了。比如他说阳翰生、田汉这些“叛徒”，竟然“在共产*里面很吃得开，大摇大摆地”44；丁玲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我很卑视她”；艾青“这个人是需要打击的，而且不能留情”；至于胡乔木，更“是一个平庸的人”45。说实话萧*所骂之人，都比他才华出众，也许是出于一种自卑心理，他才会以攻为守去维护自己的所谓“尊严”吧。其实萧*心里非常清楚，他刚到延安不久便把那里的文人几乎都给得罪了，他说“在这里反对我的人，已经有一批可观的数目了：周扬，雪韦，何其芳，立波，丁玲”等人都是46。萧*还把这些“仇人”，分为“郭沫若系统”“田汉系统”“阳翰笙系”“国民*系统”“成仿吾系统”“周扬系统”“萧三系统”“阎锡山系统”“茅盾系统”47。正是因为萧*有这么多的“仇人”，难怪他在延安“整风”期间，因帮着王实味说话，而遭到延安中央研究院八个团体及一百零八人的联名反对，并且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更是受到了众人的轮番攻击。
其次，是萧*疏远了共产*人，而不是共产*人抛弃了萧*。萧*对于共产*人的思想认识，表现出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认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有共产*人才能够救中国；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共产*人的某些做派，与他的期望值相去甚远。造成这种情感矛盾的主要原因，仍是他“傲慢”与“狂妄”的偏执个性。因为萧*年6月到了延安以后，共产*人是以“鲁迅弟子”的特殊身份，而不是看在《八月的乡村》的作者份上，才把他当成了延安文化界的“座上宾”。比如他说“毛泽东对于我这人只知道是‘好人’，豪爽，忠诚，坦白，有力，其余是不会知道了，因为他没读过我的‘创作’，就不会懂得一个人的灵*”48。故萧*并不领共产*人的情，认为这都是他应该得到的，“因为我写过《八月的乡村》了！这也算对革命有了‘功劳’！”49与此同时，他更是把自己视为“鲁迅精神”的当然代表，并以“俯瞰”的眼光去审视延安的共产*人，所以他对一切“不顺眼”或“不文明”的地方，都会百般挑剔、横加指责。有一次他走在路上，看到一群顽皮的八路*小战士向山下扔石子玩，立刻恼怒起来并准备同他们打架，“我感觉到这不是‘八路*’，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那是看不到一点教养的痕迹！我不信任他们对于老百姓不欺压！”50仅仅是因为像这样的一些小事，他已“不再对这些共产*人现在的本身存过高的希求，因为我更深懂得他们了，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的，缺乏教养的”51。萧*对于延安的基层干部，更是充满了偏见，一旦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便认为“乡上的干部——乡长，指导员等——几乎全是流氓成分，**祟祟，全无正气。——吃着老百姓的公粮，而不给老百姓办事——这是可耻的啊！”52由此他颇感失望地喟叹说：“中国共产*虽名为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但在它的作风，气魄，实质上却是农民性与小资产阶级性的。”53
萧*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研究者去深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