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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临盆的萧红，挺着大肚子，没有赶上去重庆的夜班船，摔倒在武汉码头爬不起来，月出江风寒，她竟就势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月亮从乌云遮盖中穿出来，身在困窘中，本应忧虑烦躁的她，嘴角有了一丝微笑。
一、时代的伤逝
电影里的一幕，是许鞍华和我们开的玩笑。一个女人来到了这个时候，有这样温润的笑容，理应是获得心灵上的壮大：从此生往何处，死往何处，不再重要；从此闳识孤怀，独行踽踽，亦无不可。
但是，萧红偏偏不是。她是鲁迅笔下又一个《伤逝》，回答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堕落？不至于！
要堕落为什么还要写信给报社自救，直接等着被东兴顺的老板卖去道外妓院即可。
她其实是回来了，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种被弃到另一种被弃。从男权的世界出发，又回到男权的世界。
最近很多人批评她缺乏丁玲那样自我设定的意志，所以显得“自我解放”是如此空洞，这是她性格里柔弱的地方，也是悖论的地方，这使得她虽然一辈子都在呼吁独立，却没能自立，进而一辈子在追求“爱”与“温暖”的道路上伤痕累累，跌倒了再爬起，爬起了再追寻。
她是大天才，也是个小女人。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红传记，她对聂绀弩的喃喃自语
这是那个时代里大部分女性的问题，社会转型期，带着“五四”个人意识的觉醒，为自由恋爱，和表哥私奔，离开家乡，从此，她一生中的大多数时期，都投身于风暴，在生与死的边缘，带着饥饿的痛，带着内外的病，向专制、奴役、愚昧的风车宣战。她不是上海滩第一豪门的盛佩玉，不是家境殷实开明的郁风，不是教养良好出身名门的合肥四姐妹，我们还要求她在作品之外，也成为一个莫名其妙的道德榜样，是以旧时代标准？还是新时代标准？是以有钱人的标准？还是穷人的标准？这不是搞笑么。
坏就坏在，导演要在预告片里广而告之，“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金时代”，许多伪文青就轻易地认为萧红可以两次怀着别人的孩子跟另一个男人走，即是“自由”、“空阔”或“民国”，那真是太轻侮一代人的痛苦了。
把她从水火中救出来的是萧*，但萧*也陷她于另一种水火。爱情的革命性是一面，爱情的反革命性，更是民国爱情的真相，可惜后者不适合今天的启蒙想象和民国范。
大众总是惯于不加思考就施以评判。缺乏善意，进而尖酸，都不是最大的问题，盲从才是最大的问题。
二、命运的伤逝
当祖父的草帽上插满了花，看见卖粉条的人在院子里晒着亮晶晶的粉条，梦里的小女孩顶着斗笠跑进房间，雨滴滴落，一场欢乐的太阳雨，终结在父亲结实的一脚上，床上躺着的是祖父的遗体，童话结束了。“一朵花上究竟结不结*瓜”已经不太重要，呼兰河镇成为萧红终生未愈的心理创伤起源的场所，就像百草园不仅仅是鲁迅童年生活的记录档案一样。那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一个无限丰富且美的大境界。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追求“爱”、寻找“温暖”，这都没有错。大众莫名纠结在她那些艰辛曲折的感情生活上，指指点点的时候，还质疑的是她对孩子的冷酷与无情。
家庭是对萧红影响最深的部分，它直接构建了作家的人生观、爱情观，甚至是文学作品的风格。在萧红的作品里，即便再贫穷、再饥饿或者绝望，她的处理方式依旧是温暖，甚至有些许天真。那一份温暖的底色，正来源于祖父的爱。
而她的父亲暴戾冷漠，在电影里唯一的出场就是踢了萧红一脚，实在称不上什么父女情深。她在缺失父母之爱的环境中成长，对自己的孩子，对新时代女性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显得盲目而愚蠢。
年8月底，萧*把疼痛难忍的萧医院三等产房待产。半年后，萧红在纪实小说《弃儿》中记录了这段生死磨难。小说中的“芹”即萧红自己。“芹”新认识的爱人“蓓力”，指的是萧*。孩子生下第六天，经萧红同意被别人领养。作为一名成年母亲，萧红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遗弃罪。但是，此时的她已经从左翼文学青年萧*那里，学到了一套推卸转嫁个人责任的特殊逻辑：
“当芹告诉蓓力孩子给人家抱去了的时候，她刚强的沉毅的眼睛把蓓力给怔住了，他只是安定地听着：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现在当前的问题就是住院费。蓓力握紧芹的手，他想———芹是个时代的女人，真想得开，一定是我将来忠实的伙伴！他的血在沸腾。”
萧*的革命与爱同时在沸腾，当他在自己爱的道路上，不能停止出轨，萧红又不能停止爱他的时候，矛盾出现了。草莽英雄萧*是这么告诉萧红的：“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这是真实的萧*，四十年后，他也依然能坦陈当年的“不忠实”造成了萧红的痛苦，但四十年过去，他并没有对“民国爱情”多一点反省。其实看《萧*日记》就明白了，萧*一直期望萧红“超过于普通女人”，后来发现她也会嫉妒会发火，男人忍不住就要家暴。所以，他为自己解套，“不适于做一个丈夫，却应该永久做个情人”。
但他后来还是再婚了，一气生了八个孩子，你还能说什么。也许他们相遇的时间不太对吧。
（电影《*金时代》里的萧红、梅志、许粤华）
在与萧*这个粗线条的、家庭（可引申为家族）强有力的保护者、有暴力倾向的、不善于情感沟通的男性形象相爱的过程中，作家重建与同样具备以上特点的父亲的关系。同时，也继承了革命青年那一套奇怪的逻辑。
她的第二个孩子，是年底在白朗家生下的，脸色红润，很健康。但是几天后再去看，孩子不见了，萧红说孩子抽风死了。
孩子一向是革命中被舍弃的对象，想一想，我们多少无产阶级前辈们一路生，一路送出自己的孩子，他们也革命得很彻底。在那个朝不保夕的，自己都顾不了自己的时候，舍弃亲儿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孩子是没了。但萧红对端木的重构也是有缺陷的，端木懦弱却温柔，退避却细腻，一定程度上贴合了萧红的祖父——他虽然疼爱萧红，但因为在萧红记事时便年逾古稀，很快就去世了，而且在家族中并没有话语权，所以仍旧无法依靠。萧红与端木的结合，是另一个维度上对童年的重建。
如果有人问我推荐不推荐这电影，我也不好说，我必须得承认这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赏，但在我看来，也不算是文史资料片。如果你是那种觉得一个*瓜必须要开一朵*花，接一个*瓜的人，那你看了之后可能会很失望，如果能接受它愿意开*花就开*花，愿意结*瓜就结*瓜的人，如果它真一朵花也不愿意开，一根*瓜也不结，你也不会责备它，那么你就去看一看。
三、理性的回归
萧红和端木在河边聊天，萧红说的一段话，大意就是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豪迈，但是我不care这些，为什么小说一定要具备某几样东西，一定要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电影不煽情，不悲苦，简简单单的聊了点文字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忽视过去了，却让我这个学文学的人，从心里感到温暖。
把萧红当成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去看待。这才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她的创作活动仅仅九年，诗化小说自成一派，各部特点又有不同。《生死场》越轨的笔致，自然奔放，细腻的笔触里带着粗犷；《呼兰河传》抒情、凄美，像一部叙事诗、风俗画；《马伯乐》幽默、诙谐，极具讽刺意味。
“越轨的笔致”，这一说法，是鲁迅先生将她的《生死场》、叶紫的《丰收》、萧*的《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书出版时对她做出的评价。文字的越轨，打开了小说和其他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兴小说样式，自由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捕捉人与景的细节，带着作家强烈的感情气质，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
整个现代文学第二个10年，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艺思潮贯穿整个30年代，主要是左翼作家和“新月派”的论争。萧红受左翼作家的提携，但创作风格是游离于这个派别的，她的《呼兰河》和沈从文的《边城》是这段时期内的异响，怀着北方的痛、南方的悲，展现出生与死、空间的永存、时间的永动等生命体验。萧红的忧郁感伤在文学史上又经常与郁达夫的小说联系起来看，但她没有那样驳杂，有的是女性的纯净美。也因为她的文化形态就是本真，电影可以直接从她的文学作品里直接把句子一支支捋下，插在人物头上，感觉出“念念不忘的回响。”
“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我的张开我的翅膀……”
——萧红小说《亚丽》
萧红想要张开的翅膀，不是打游击，只是为了一个可以写作的环境。文学的革命性是一面，文学的反革命性，更是文学创作的真相。
民国时期，旧思想刚解体，每个文人都有绝对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这恰恰是文学创作领域的“*金时代”。然而，即便文人们思想上再自由，依旧抵挡不过时代的动荡。战争、贫穷、内斗，都让他们的创作之路颇为坎坷。丁玲创作出《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将文学才华投入到革命当中，电影里与萧红那一番对谈，显示出两人文学理想上的巨大差异。之前的《莎菲》，则是丁玲文学生涯中最出色的作品。“这真是*金时代……只不过是在笼子中度过的”。
（前排右一端木蕻良，右二萧红，后排丁玲）
与上述文字类同，鲁迅在年的经典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表示说：“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连“救活一人”甚至于连自食其力、养家育儿的个人责任都不能够或不愿意担当，却偏偏要在作为私人空间的自己家里高调标榜公共领域的“参*权”，甚至于“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其实是一种阿Q式的自欺欺人、空洞虚伪的精神胜利法。
总是在家里与萧红纠缠“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的萧*，其实是一个自欺欺人、空洞虚伪的骗子。像萧红这样在人生顿悟中离开萧*，开始专注于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追求一个平静的写作环境，并不是她软弱自私的标志。而是她在情感和文学创作上，理性回归的表现。
为什么几乎所有跟萧红有过一点点瓜葛的人后来都那么热衷于用文字悼念萧红？当然，首先是因为萧红的文字穿越了时代和战火，最终留了下来。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批人中，只有萧红曾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个贫病交加、生如转蓬的当下，已经是他们共同的“*金时代”——她认出了风暴，这场风暴无关意识形态，只关于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萧红曾对聂绀弩大谈儿女情长的痛苦，聂绀弩突然对萧红说，“萧红，你是生死场和商市街的作者，你要往上看。”
这话很贴心，在男性话语权的文学世界里，能有鲁迅这样的文学导师，有聂绀弩这样的朋友，萧红很幸运。
死，固然需要勇气。可是生，却极其艰难。所以，劝萧红放下爱恨，专心创作，“越飞越高”的聂绀弩，临终前对妻子说：我想吃一个蜜橘，我很苦。
四、生存的渴望
大轰炸到来前最后的宁静里，端木终于回来了，面无血色的萧红拿起他放在床头桌上的苹果，努力地啃上一口——见汪恩甲时，萧红在吃；偶遇弟弟时，萧红在觊觎邻桌的奶油蛋糕；她与萧*落魄的时候，吃的是黑列巴和白盐；萧*刚刚有了点小钱带萧红去开荤，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捞出的肉丸子；电影中，生命的最后，回光返照的萧红说：“好像完全好了一样，吃了这么多。”
“列巴圈”对门就挂着，东隔壁也挂着，西隔壁也挂着。天快亮了！牛奶瓶的乳白色看得真真切切，我心里发烧，耳朵也热了一阵，立刻想到这是“偷”。儿时的记忆再现出来，偷梨吃的孩子最羞耻。……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不是“偷”呀！
——萧红《饿》
吃，是一个人对生存怀有渴望的表现。如萧红自己所说，这世界上终有令她不能瞑目的东西在，所以她并不想死。她奄奄一息地对端木说“我也舍不得你们啊”，这个“你们”，未必实指病榻前的端木和骆宾基，而是指这纷纷的人世，她三十一年的虽不漫长却格外艰难的人生，是她那留下的半部“红楼”。
（萧红与端木于香港）
吃没错，求生也没错。
最近，却有人评论萧红是一个“饥饿的贱货”，饥不择食、靠身体赚生存，几乎就是部《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将萧红、丁玲与那些张开双腿、躺着进藏的伪文艺女青年相提并论。
这简直不是偏颇了，而是恶意中伤。
专业人士跳出来劝我冷静，让我不要跟着一起发神经，萧红最近的舆论恶评，完全是冲着《*金时代》来的，那些向有节操的大V也跟着见风使舵。为什么《亲爱的》就是反映现实，是真实的、感人的？为什么去看《*金时代》就是矫情装逼、就是伪文青？为什么《*金时代》的排片惨烈得一塌糊涂，虽然有影片过长的缘故，但我觉得花相同的价格进去观影3小时不是件性价比很高的事情么，再说许鞍华也是向来有口碑的导演，不至于吧。原来，娱乐圈的商业就是这样现实，因为遇到了“光线”，遇到了某位明星的水*，萧红就必须变成婊子一样的女人，而另一部宣传费大过拍摄成本的影片就可以在国庆档达到50%的排片率。
生存不是单个人的，还是整个电影圈、文艺圈的。
这只能说中国整个电影产业环境气候极其恶劣，除了少数电影人还有些许职业操守外，其它人差不多都是写本书或拍个电影侥幸成红，再用这个作为敲门砖理所当然地向主流投怀送抱。好电影不能上座，烂电影层出不穷，票房这东西纯粹是个假大空，烂成渣的电影到处有人追捧，真是滑天下之稽！
正如中国足球的沦落一样，中国电影产业的没落，乃至中国文化的断层和缺失，这些烂账都可以统统归到体制身上。如果将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只会变得越来越无聊越来越脑残，一个个走在街上，就像灌足了气的充气娃娃一样。一遇到什么事，可笑不可笑，好玩不好玩，先爆了再说，正如我现在丢下工作，一个劲儿地只顾吐槽。
五、《萧红》与《*金时代》
一个人倘若是传奇，电影必将难拍。
中国现代作家中，萧红应该是出版传记最多的作家。但是，林林总总的叙述，大多出于他者的立场，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者站在萧*立场，极力美化萧*的拯救之举；二者，往往站在端木蕻良的立场，极力为端木辩诬。当然，还有基于*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叙述，刻意将萧红塑造成一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年召开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会时，北京方面定下的调子）。少有真正站在萧红自身立场的叙述。
所幸，在许鞍华的电影叙述里最大的优点就是将她还原成大时代里的一个普通女人，甚至是一种亲情想象。
《*金时代》淡到底的平实细腻，让我体会到了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他们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理解是正确的，对她的身份认同的纠结也深深同情。
细节一、她为什么要向聂绀弩吐槽，纠结送不送一根小竹竿，因为当年左翼阵营是反对萧红离开萧*的，觉得他俩简直就是一面“文学的旗帜”。周围的朋友认为，即使萧红要重新选择，至少也应该是聂绀弩。这样的安排，处处不是闲笔；
细节二、表现端木的懦弱。听说萧*回来了，胆小怕事的他一记窜到聂绀弩房里，拿起刷子就慢慢悠悠、战战兢兢地给老聂洗尘，希望到时候他能帮着自己说几句话；
细节三、也是很多人吐槽的，为什么演员忽然变成叙述者了，搞得像记录片一样。其实不是，这只是借用了话剧里常用的手法，造成“间离效果”，调动观众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自己去提炼观点。
如果要说有什么不足？
一个是选角，冯雪峰是用心演了，却还是少了点萧*的戾气；汤唯是很合适，但是她的眼神又太温润，少了一份倔强和抗争。
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大时代中无处安放自身的个人，是女性写作者的惨烈。这也曾经是历史上真实的剧目。然而，借用《浮出历史地表》中的表述，精神生活与肉体生存，想象与现实，温暖与冰冷，构成萧红的两重世界——是“大鹏金翅鸟”高高飞起的天空，与被囚禁的“奴隶的死所”。电影中的许广平叹息：“萧红先生在写作上相当英武，只是……”只是这英武的大鹏金翅鸟的天空，电影并未让我们看见，于是只能交给萧红的读者去脑补。
就是这样的电影，已经比霍建起的《萧红》好太多了。
霍建起的镜头更多聚焦于她与萧*、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的爱情波折中，往偶像片琼瑶戏的路子上走，那叫一个拧巴。
拧巴一、20岁的大姑娘一边跟继母说话，一边不停捅窗纸，该是多做作。
拧巴二、雪地野合激情戏，简直可怕。你说哪里激情不行偏偏要兜兜转转到一个，上面破了一块大洞、地面积满雪，此刻又正落着鹅毛大雪的地上去激情呢？冷吗，南方的观众简直无法想象。
拧巴三、霍建起最大的噱头自然体现在萧红与鲁迅的关系上。那一份暧昧的制造真可谓用心良苦而刻*。看到敬爱的鲁迅先生屁颠屁颠地拿着写好的序，当着许广平的面满脸淫笑地对萧红说：“你该拿什么来感谢我呢？”并且这句话翻来覆去重复了两次。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活生生的鲁迅居然是这个样子，这给我强大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拧巴四、医院手术室安装了喉口呼吸铜管。偶尔，因为痰液阻塞铜管可以说几句话，不可能如影片那样长篇大论地对骆宾基和端木交待后事。电影完全无视萧红生命最后不能说话这一事实。
太多了，关于《萧红》，霍建起最关键的一点是不懂，估计连《呼兰河传》都没读过，所以根本不能领会萧红圣徒似的拼命写作，是源于对故乡对土地的深深热爱。
还是《*金时代》诚恳，我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就想，他妈就这么点儿事算什么事儿啊，搁一普通女孩身上，专栏作者们可能会理解和同情，到了萧红身上，就投射出了满满的恶意，要用八卦来贬低她的文学成就，她有什么罪呢？她最大的罪过就是，身为一个女人，还名留文学史了。张爱玲也是这样的，她清清楚楚的明白世人对她的恶意，冷冷的活到老，活到死，她活着的时候，一言不发。
风友说
非禅：法兰西文学史上最耀眼的诗人兰波，15岁写诗，17岁参加巴黎公社，同年与比自己大10岁的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同居，次年2人私奔到伦敦，再次年，因兰波要回法国，两人大打出手，魏尔伦开2枪击伤兰波，兰波入院、魏入狱2年。21岁，兰波开始徒步欧洲，继加入荷兰*队，去爪哇。游历塞浦路斯，经意大利，回法国乡下定居，谈了几场男女恋情。30岁又去埃塞俄比亚从事*火走私生意。后因右膝盖发炎，实在撑不住了，得人帮助回法国治疗。同年截去右腿，还是死了，37岁。
于他，生活永远在别处，当他不顾一切时时刻刻地把别处变成此处之际，旁观者的惊叹、唏嘘、不解、指责，都没有干系。他是在过他的生活。这是他的生活。这里面，是否存有暂时的*金时代还是彻头彻尾欲壑难填的狗屎，只有他自己晓得。
不过，没有人敢非议他的文学造诣，从《醉舟》到《地狱一季》，从19世纪到如今，爱死他的人不止魏尔伦一个。
幸亏，兰波是外国人，写的法语诗很难移译神韵，于是免遭了中国文青的宠爱，也不必被人用萧红那样的双重标准来物议，他始终是一个传奇。
虽然我没看过电影《*金时代》，萧红的书是中学泛览的，毫无印象了，可是我信得过鲁迅先生的taste，他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被鲁迅如此高度评价时，二萧都不熟悉鲁，不存在有些诛心论者所谓的“暗生的情愫”。而且大先生并非花痴。
如今由于电影上映而铺天盖地而起的对萧红的非议与挑剔，我想，或许是因为那些把海报上的汤唯当做新宠物的文青以及装逼犯很招一部分自认不是文青以及最恨装逼者的讨厌吧。厌乌及屋，萧红就躺枪了，她写的文学作品《生死场》、《呼兰河》、《马伯乐》……反而没有人评价了。
其实前述的两类人在我看来，恰是这个大而无当、小而自满，把无聊当感伤、把狂躁当愤怒的时代的正反面写照，两面之间，薄若无物。
年香港日占时期，戴望舒去浅水湾的萧红墓畔，口占了一首诗：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海涛闲话。
对于懂得萧红的人来说，应当就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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