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人都有强大的主体性意识，比如东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东方”在中央；西方人绘制的地图，“西方”在中央；每一个人的世界地图，“自己”在中央。
时至今日，这种主观的“界”是否还在切割这个世界？在当下，在西方人构建的“东方”的现实里，特别在东方神秘的高原之上，西藏，又会是怎样的一片土地？是净土？还是乱世？
年9月21日，一组由荷兰、比利时记者组成的13人采访团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邀请下来到了西藏。笔者是采访团里的一名“来自荷兰的中国人”，这个身份让笔者颇有点儿难以自我界定，可正是因为均沾了双方的资讯，融通，便是笔者此篇的主题。
整体抽象主义
在五天的西藏之行里，于我看来，西藏接待方的准备略显不足，偌大的采访团只配备了一个翻译，自是应接不暇，所致让很多信息不能及时全面得到传递。
记者团记者的提问常常是咄咄逼人的。9月24日，我们一行人在日喀则白朗县采访一家名为“康桑”农产品发展公司时，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家公司的启动资金来自援藏项目，旨在拉长农产品产业链，实行种植加工一体化模式，推动周围农牧民就业和增收。
而记者团中有人则问：“北京（*府）给你们钱，援助你们，他们要什么回报？”
在荷兰《人民报》女记者的报道中一切的“援藏”项目和事务都被解读成：北京*府用金钱收买或控制藏人。
在采访南木林县雅江北岸生态示范区，荷比记者中有人则问：“中国的其它地区都是发展GDP第一，生态保护放在次要位置，你们这个地区也是这样吗？”
这位记者不仅把“中国的其它地区”武断地放无知的处境之中，她也很无视当时足下的土地，竟在生态示范区提问如斯。
还有林林总总的各式问题，譬如在参访寺庙时问僧人是不是*员，这些，无比清晰地佐证了他们带着一些固有的结论而来，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对西藏及中国认识的肤浅。
客观些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大部分记者的知识结构常常无法撑起复杂的社会论述谱系，记者更擅长撰写“事件”，撰写历史的片段。对于外域题材的知识获得，若不是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调研，往往只能流于表面。更糟糕的是，很多记者“知识”的获得不是“眼见为实”，而是“道听途说”，在达赖喇嘛“先到先讲”的过往岁月里，很多西方人，包括很多西方的记者早就对西藏和中国做了自以为是的“仲裁”，于是“偏见”催生“偏激”。
而西藏历史及社会的复杂性是需要各式的分解和梳理的，而且“西藏”是一个动态的词汇，它自身的改变，亦需要任何每一个看客去“刷新”自身视域的界面。
然而，西方却更喜欢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永恒的时段”，这种整体抽象主义，早在萨义德的著作《东方学》里便有过深刻的表述。
早期西方看待中国，往往是以一种静止的、僵化的视角，这种懒得分析、懒得思辨、不求准确的习惯，让“中国”常常在感观和言论范畴内处在一个落后、粗鄙、专制的处境之中。
很多情况下，他们这种不求准确的习惯是故意为之的，这是特定意识形态取向的做法。往前追溯，在西方对“东方”的殖民道路上，这种主观上的整体抽象主义，是西方殖民主义建构的“话语实践”，意在为东西方建立一个分野，或者说一种“界”，来突出所谓的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从而为其*治行为上提供一种思想助力。
而这种“话语实践”在几位荷比记者身上则得到了生动具体的演绎。
硕大的“人权问题”
在此次的西藏之行的报道中，人权依然是一个“缺氧”的命题，荷兰《人民报》的记者如此写道：“年3月，西藏和周边省份的藏人举行暴力抗议活动，近百人丧生，此后*队再也没有离开过。由于拉萨街头遭到了纵火抢劫，因此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此前也有佛教僧侣抗议汉人统治西藏。这一动乱之后，西藏的抗议活动采取了不同形式：西藏和周边省份的藏族人已经超过人自焚，绝大部分是年轻人和神职人员。”
寥寥几笔，并没有明晰地勾略年3月动乱事件的整体性，更隐去了无辜平民的死亡，把惨烈和鲜血都归到了抗议者的名下，构建了一个西藏无人权的“现实”。
回溯年3月，西藏发生了部分极端僧侣和藏民打砸烧杀事件，事件中18名无辜平民死亡。
当时西方大部分的媒体随即把事件升级成硕大的人权抗争的“大戏”，出现了各种误导性的新闻，如把尼泊尔和印度警察击打喇嘛的照片配以中国拉萨的地点以暗示这种镇压事件发生在中国。
长久以来，大部分的西方民众所持有的人权观趋于单一，它是一种理想性的人权观：即人人都要有人权，哪怕他是一个暴徒。
特别是对待他族，他们的主基调是：人权高于主权与社会秩序。而西方*客则往往“活用”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而以强行干预的手法在世界各地制造以帮忙他族寻求人权，而最终以鲜血和战乱收场的“*绩”。人权，更像是西方*客手里的扯线木偶。
最终，从阿富汗到叙利亚，平民流离失所，人权无处安放。这种种惨烈的代价，却依然无法唤醒那些“理想性”的人们的理性。
人类在建构“文明”的征途上，秩序是根本的内核，俗落到婚姻关系，宏大到两国关系，人群以一种“法律约定”的方式来共同进入社会体系，以彼此克制。
而人权虽是尊贵之物，但是无限将它举高，则很容易破坏社会秩序。看待人权，是必须结合社会自身发展的特性、历史发展的阶段、以及当下的语境。
在世界格局不断演变的时代洪流里，我们似乎也慢慢洞悉，战乱易出现于信仰意识强大的地区，“信仰”难以名状，却似有神力，常常会导致激进的后果。
种种的因素都要求我们看待人权问题必须慎重、细分、精准、周正。
但是顽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价值的主宰，不能认可他族多元文化，也不包容他族的多元文化。老拿一把平扁的人权的尺子去衡量立体复杂的社会，基本不懂“综述”。
同时，许多西方媒体喜欢树典型，喜欢在泱泱大国里的抓出若干个个体人权问题，并将其上升至无限高度，追打一辈子。
诚然，“个体人权”在社会范畴里容易和整体或集体产生分歧甚至对立。譬如极端分子的集会则对平民造成威胁，故而对施暴的人赋予“人权”，对破坏性的群体赋予“人权”，恰恰是剥夺了广大平民的人权。
事实上，人权在不同的场合都是受到限制的，比如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登机前要搜身，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准发声喧哗，同时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禁忌规定，更不用说超越法律诉诸的暴力行为，偷换人权的概念将之变成一种无所不能的抽象的标尺，是一种可鄙。
当荷兰的这位记者在采访中及报道中都提及的“进藏证”时，她其实缺少自我界定的能力，当一个记者怀揣着固化的意识形态来妖魔化西藏时，被“设限”是一种必然。
就像自诩“人权大户”的美国，他们的机场安检如此严苛，它莫不如是更甚更厚实的“进藏证”？然而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很多国家安检制度的一再加码，不是该国自身人权处境的恶化，而是外来恐怖势力在“昔日”对这个国家做过不堪的事。年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全球恐怖主义报告，称年全球发生起恐怖袭击，造成逾人死亡，超过人受伤。
所致美国在诸如机场一类的地方更早前就已“撤走”了他们标榜的人权，甚至在安检程序里对乘客进行伤及尊严的检查。
而在西藏的“昔日”里，许多外国媒体扭曲报道西藏，对西藏在国际上的形象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
所以进藏证不是西藏本身的一种狭隘，而是外来媒体缺少客观视角和友善态度的一张“书面说明”。
任何一个国家，治国都像治病，一个国家要健康的走下去，有时候是需要割去一段发炎的盲肠，美国堂而皇之地割去了安检程序里的“人权”，那凭何西藏在自家的门厅处设立一道谢绝非善意舆论滋扰的条款，却又被追打成伤?
正如年西藏拉萨动乱事件，当西方媒体在追打中国*府没有给暴徒示威游行的人权时，那被暴徒袭击致死的18名平民的人权又在哪里？
而西藏和西方主流意识的一个纠葛便在于此：西方用单一的人权观论述西藏，却用因地制宜的人权观保护自己。
缺氧的职业
为期五天的西藏采访结束后，市面上出现的关于此行的报道并不丰盛，所致荷兰《人民报》的记者和比利时VRT电视台记者的相关报道似乎主导着外界的观感，西藏在他们的笔下依然是一个动荡的命题。
长期以来，西方媒介的思维模式从来存在特殊性，在中国问题上，它既不同于西方*府与企业家的功用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客观主义，而是携有意识形态和职业目的，这两面都会导致其在实践中的特殊取向。
荷兰《人民报》的记者在她的文章里如此写道：“在通往日喀则市的路上，驶过了57辆*车。手持武器的特警部队布置在通往农场的路上。……”此外，文中还大数量出现了强大的偏颇词汇，诸如：镇压、动乱、自焚、监控。
我们前往日喀则市是9月23日，从拉萨出来，需翻越一座冈巴拉山，走的是盘山公路，颇有些惊险之感，途经著名的羊卓雍措湖，过程中没有人得见过这所谓的57辆*车。
而57辆*车又是一个怎样的视觉概念？若一辆*车以5米计算，行车间距半米计算，至少会是连绵多米的长龙车队。在崎岖的盘山公路上，这位荷兰目击者她是位于何处？又能细数当下，精准到是57辆？
而且该记者口口声声说采访团一行人生活在监控之下，*队即便要过路，难道还特别选这个时间点和外国记者同行或迎面相逢？
如此粗糙的逻辑错误反证了这个精细的谎言。
比利时记者的报道则相对客观一些，虽然也还是很主观的把领队也解读成“监视者”，同时她在文中也提到了前往日喀则的那条路，当然没有所谓的57辆*车。
五天，仅仅只是“短途”的感受，其实是若干个“一眼事实”组成的，然而它还是在某些外国记者身上产生了激进的后果，激进的文字似有无限的张力，所致文中的西藏读起来，如是被专制的手所揉捏的窒息的西藏，一个真正缺氧的西藏！
然而被描摹成如斯模样的西藏却是可以获得阅读量和收视率的，至少在荷兰会是如此。中国人喜欢把“西方”看成一个整体，把“外媒”看成一个整体，但其实其内都存在差异性。
鉴于“客观性”及“准确性”，此番笔者只做荷兰的媒体生态的阐述，以分析这位荷兰记者这篇西藏报道的个体特性。
目前，在荷兰全国约有1.5万左右名登记在册的新闻记者，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失业的新闻记者不断增加，目前约有19%的记者失业，预计这一趋势还将持续。纸媒衰弱、传媒机构重组等是重要原因。新闻业是荷兰全部劳动力市场中失业率最高的行业之一。
除了专门服务于某家机构的新闻记者，还有自由撰稿人，年7月登记在册的自由撰稿人为人，年7月时这一数字为，同比减少了9%。这和新闻记者减少的趋势一致。
在行业的生存困境里，在稀薄的生存资源里，记者在荷兰是一个极度缺氧的职业，全职的记者也随时有可能被“收回”合同，而沦为自由撰稿人，甚至直接失业，全职记者之间的竞技，全职记者和自由撰稿人之间的竞技，让记者个体的生存压力一再加码，而“新闻”作为竞技的筹码，新闻的“效果”就成了记者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
鉴于被诸如阅读量或收视率这样的指标所捆绑，以及选题会那样的竞技场，荷兰的记者们开始过分的追求甚至依赖新闻的爆破性，惊世骇俗的效果，于是坏新闻就成了记者们的好新闻。
在这条纲领之下，大部分的记者不会深入研究一个现象，甚至更愿意构建一个现象。众所周知，荷兰记者是最爱开“国际玩笑”的，之前就出过一则著名的新闻：“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外国领导人握手时，似乎总是遭到“无视”，并被冠以“最不受待见的总统”的名号。”而事实却是，这些照片大多是在其他外国*要伸出手之前的四分之一秒拍摄的。这只不过是荷兰《人民报》一位摄影记者开的一个“玩笑”。
荷兰的某些记者如此胆大妄为，因为在本土他们常常是可以免责的！
在荷兰，新闻的真实性由新闻委员会评判，这是个行业性属于自律机构，成立于年，旨在对新闻工作进行独立的判断。委员会的构成包括一半记者、1/4的媒体管理层，1/4普通市民。媒体消费者（读者、观众）则不能成为其成员。
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就某篇报道向该机构提出异议，作为直接向法庭提出控告的替代性选择。该机构会调查，判断新闻是否真实，新闻从业人员是否有违道德标准等等。委员会可以做出结论，但对媒体没有任何约束力，更不能采取任何制裁措施。许多媒体，包括荷兰发行量最大的电讯报，甚至根本不承认这一机构，因此降低了新闻委员会的公信力。
此外还有“荷兰媒体申诉专员基金会”，接受读者和观众对于新闻质量及新闻工作者行为的申诉，下设由专业新闻记者组成的委员会。
而在看客的感受里，通常记者的镜头越窄，视觉冲击越大，西藏是一处净土，但自然也是一个俗世，西藏自然也会有小偷，也会有垃圾，如果我们把镜头举向碧空，朝向绿水，那么便是一个绝美的西藏。但是如果搜罗性的把西藏的垃圾拍一遍，恐怕在看客的感受里，西藏将会被垃圾所淹没。
所以记者只需要简单的操作一下，便镜头删删减减，持续窄化，爆破力就有了，收视率就来了，这种“构建式”的手法，是缺氧的职业里自我供氧的手段。
可以说，荷兰记者的“特点”除了前篇所提到的固有意识形态之外，很多程度上也源起于他们自身的“弱点”。
结语
诚然，中国自身也存在无数的弱点，在历史的洪流里，她跌跌撞撞，身上有着大小的伤口，但是在对外的形象经营之上，中国人总是绝口不提那些伤口，甚至遮盖伤口，所致中国新闻看起来也是没有伤口的，所致当他者在伤口上用力时，中国人很容易被打倒。
中国人是怕丢脸的民族，但是西方媒体又是热爱揭短的群体，所致中国在国际舆论里的形象总是颇为晦涩。
那天荷兰的记者问及西藏新闻办的领导西藏人为什么不能持有护照时，领导为之语塞。他为何不能告诉荷兰记者在西藏人可以在拉萨办理护照，地址是拉萨市城关区林廓东路99号。
只是西藏的护照办理比其他省份要麻烦一些，而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西藏有着自身的历史发展特性与内部复杂性，以及外国某些势力的破坏，而必须在目前阶段保持慎重的态度。
“中国新闻”似乎还没有具备足够的自信，总是处在一种“磨砂”的效果里，把遮掩变成一种自惜。
而第一次进藏的笔者，在这五天“短途”的感受里，录入的那些“一眼的事实”，它们只能变成微小的体验。认识西藏，不能仅靠一次两次“路过”。但是面对黝黑的西藏人，笔者深深理解到，日照，是肤色不平等的起源。正如“出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很多人，包括记者同行也许并未翻阅过西藏那些血迹斑斑的历史，在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只占人口5%的西藏三大领主：贵族、寺庙、封建地方*权霸占了西藏几乎全部的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并占有大量的农奴和奴隶。
而时至今日，我们得见的西藏，早已今非昔比，从学校教育到社区建设，包括干部下乡援村等等，甚至是大昭寺门口的下水道的井盖，都佐证了当局对西藏这块土地的用心，若我们无视短短50年来这种改变的可贵，或也是一种刻薄。
那一天我们路过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笔者发现人类所追求的种种平等，有时是一种狭隘，正如在联通西宁和拉萨的那条“天路”上，多少人餐风卧雪，甚至倒了下去，把自己的生命陷在不平的乱石里，在世界的屋脊上铺上了这条平整的大路。
社会真正的进步，当是如此！不是我们争论一个概念，打倒种种的主义，空耗社会的资源，加大彼此的怨怼。而是用微小的自己去填俗世的沟壑、彼此的断点和伤口。融通，是青藏公路赐予笔者这个记者最珍贵的劝勉！
英文版《Tibt,apurlandoratroubldworld?》
